九辩宋玉（八）

何志汉

八：宋玉的大部分作品，不是写于他在朝任职时的鄢郢和纪郢，而是他失职多年后在异地所写。

辩：“大部分作品”是多少？宋玉传世的作品一说是14篇，一说是16篇，《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那就按16篇算吧，10篇算不算其中的“大部分”？那我们就列出10篇来一一分析。

1、《大言赋》。此赋文的开篇，宋玉自己就把地点给点出来了：“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这个地点就是“阳云之台”。“阳云之台”就是阳云台，也即阳台。《寰宇记》卷148“巫山县”辞条标明：阳云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长江。楚宋玉赋云‘游阳云之台，望高唐之观，即此也。’”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1982年重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阳云台”辞条标明：“阳云台，一名阳台，在四川巫山县阳台山上。”于此可见，阳云台在四川巫山县无疑。巫山县在楚时属于巫郡。《史记•楚世家》载：“十九年（楚襄王19年，公元前280年——笔者注），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记载得明明白白，不但楚襄王22年（公元前277年），楚国的巫郡、黔中郡都已被秦攻取、归入了秦国的版图，就连经营了数百年的楚郢都（纪郢）亦在此前被攻陷，楚襄王早逃往陈城保命，此后绝无可能去游敌占区的阳云台，当然，此后也绝无可能有宋玉写《大言赋》之事。楚襄王铁定只能在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前去游阳云台，宋玉也铁定只能在公元前278年前写出《大言赋》，而其写作的地点只能在游览地和鄢、纪两郢都及其附近。《大言赋》是即兴创作之文，最大的可能是襄王和宋玉等文学侍臣即兴比大言后，由一旁的侍从记录下来、或由宋玉自己记录整理成文，存档传世，那么，写作的地点也就在巫山阳云台了。

2、《小言赋》。这个勿须赘言，《小言赋》是紧接着《大言赋》之后，君臣竞比小言而成文，是同日、同时的产物，写作时间当然只能是公元前278年以前，地点就在巫山阳云台或在尚未失陷的鄢、纪二都整理成文。

3、《风赋》。感谢宋玉，他也许是写作习惯，也许是担心后人纠纷，此赋一开篇，他就有交代：“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这里，宋玉不仅把写作的年代和地点交待得相当清楚，连季节也交待了。地点是“兰台”，这个兰台，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解释说：兰台，“战国楚台名。传说故址在今湖北钟祥县东。”楚辞赋研究专家吴广平先生经过考证，2001年在其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宋玉集》一书中《风赋》一文的下注里说：“兰台：楚国宫苑名，旧址在今湖北省钟祥县。”这样，兰台就可定位在现今钟祥县的地盘了。写《风赋》的年代呢？应是楚襄王在鄢、纪两都当政时，即公元前278年以前，因为此后紧邻鄢、纪两都的兰台亦同两都一起沦为秦地，楚王再无缘去游。写《风赋》的季节则明显是夏季，气候较闷热，所以当“有风飒然而至”时，楚王才“披襟而当之”，还乐呼“快哉此风！”有人说，《风赋》是若干年后，宋玉失职离开朝廷所写——这绝不可能：像《风赋》这种对问体也是即兴创作的文章，又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只会及时整理成文，哪会等到若干年后，再去慢慢回忆呢？

4、《高唐赋》。此赋一下笔，宋玉也是先交代：“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这里交代的地址是“云梦之台”和“高唐之观”。“云梦之台”即云梦台，是楚国云梦泽中的高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云梦泽“在湖北安陆县南，本二泽，合称曰云梦”。云梦泽虽然相当大，是梦国的大泽，跨长江南北，云梦台可能也不止一处，然而，在“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就把位置局限得小而具体了，因为这个“高唐之观”（就是高唐观），光绪《巫山县志》卷三十《古迹志》里指明：“高唐观，在县城外西山顶，宋玉赋高唐即此。”高唐贴近巫山，才得以观其上的朝云暮雨。《高唐赋》这个游历文学作品，应是在这里产生。至于开篇的“昔者”二字，给人的感觉是在回顾以前的事，似在游历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才写成的“回忆录”。然而，只要细读全文，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回忆录”若干年后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有着骈散结合的句式、回环和谐的声律、讲究平仄对仗、更讲究身临其境之感受的赋体文学。作为“赋家之圣”、作赋高手的宋玉，当时随王出游，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出口成章，于旁人或有登天之难，于这位赋圣确是寻常之举，不然，楚襄王又何以任他为文学侍臣？如果是时过境迁、斗转星移、甚至国都沦陷、楚国成了秦的眼中钉从而屡遭重创、到了朝不保夕的份上，宋玉还会兴趣昂扬地写出这种歌赞楚国山川胜景的美文、而且还是回忆着从零开始地写吗？不会的！此时他只会有伤春、悲秋的份了。所以，这个《高唐赋》，即使不是当时成文，也是被以初稿的形式记录下来，事后——也许数日、数月、数年之后，但绝不会是鄢、纪沦陷、家国破碎之后——宋玉将旧作整理后面世。面世时，当初君臣游高唐已成昔往，当然开篇就有“昔者”之说了。这个“昔”字之义，远可溯及十年、二十年、远古，近则可表数日前、昨天。这里的“昔者”，当作近期看待。

5、《神女赋》。此赋既然和《高唐赋》是姊妹篇，内容又相互衔接，所记之事基本上发生在同一时段，所以其写作的地点及时间，应大致相同。即：地点应是云楚泽中贴近巫山的高唐观，应是当时速记出草稿，事后整理成文；时间应是两都未陷之前。

6、《对楚王问》。楚襄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有不好的行为，宋玉面对楚王之问，来了一段雄辩，这就诞生了《对楚王问》。雄辩在运用比兴之法时，有“客有歌于郢中者”和“国中属而和者”等句子。其中的“郢中”和“国中”便是地点了。无庸引经据典，“郢中”和“国中”都无可争议地指的是国都——即楚国的纪郢（今湖北荆州）或鄢郢（今湖北宜城）。虽然楚国从丹阳南下后曾四建其都，首迁鄢郢、次迁纪郢，再迁陈郢，终迁寿郢，但其兴旺发达、自认为是太平盛世的时段，还是鄢郢、纪郢时期。其中鄢郢立都180余年，纪郢立都200余年，这两都相继于公元前279年和278年沦陷，此后，楚国的“太平盛世”便宣告完结，国势每况愈下。迁陈郢后仅立都25年又因畏秦而临时迁都到巨阳；再由巨阳东迁寿春（寿郢），此时楚国外患内斗更剧，在寿郢立都才18年便被秦所灭。自陈郢往后，乃楚的苟延残喘、朝不保夕之日，哪里还有歌舞升平？而宋玉《对楚王问》中所描述的“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歌场盛况，是只有在国家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里才会有的。即使宋玉是追述以往的事，也不会在国运衰微时去津津乐道昔日那些一去不返的风光。由此可知，《对楚王问》只能诞生在楚的鄢、纪两都未陷的公元前278年以前，即楚顷襄王21年以前。写作地点当然也得跟着时间走，才两、三百字的短文，在哪里发生的，在哪里就写了；他是在国都对应楚王问的，在国都也就成文了。

7、《登徒子好色赋》。此篇前面论及太多，只能诞生在鄢郢、纪郢和宋玉的家乡鄢邑未陷之时，无庸再赘述。

8、《招魂》。前面也已述及，此篇宋玉说得太清楚了，宋玉要把楚王的魂招回到哪里？是回到“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宎厦,夏室寒些……”的地方，这种王宫深殿、豪华居所、人间仙境，只有分别建都二百年左右、久久为功的鄢、纪之都才有，仓皇败逃暂栖身的陈郢和内外交困、濒临绝境的寿郢，焉能有之？楚王是去江南的梦泽打猎受惊丢了魂，陈郢远在北方，不仅距梦泽千里迢迢，中间隔着长江天险，还隔着大片的敌占区，甚至梦泽这个旧日的猎场也早被秦占，襄王迁都陈郢后才去梦泽打猎，根本说不通。因此，宋玉就是在鄢郢、纪郢未失时写的《招魂》，再清楚不过。

9、《讽赋》。“楚襄王时，宋玉休归。”——让宋玉自己来澄清史实，真是如鱼得水！一开篇，宋玉自己就把时间说得很准，是“楚襄王时”。楚襄王是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63年在位，历时36年，《讽赋》应是在这36年内所作；“宋玉休归”，又把时间说得更具体了，他“休归”自然是朝廷给他探亲假，让他回家，他的家在鄢邑，而鄢邑是公元前279年被秦国占领的，那他作为楚国朝廷的公职人员，来去自由的“休归”又“休还”，就只能是在公元前279年以前，即楚襄王20年以前。——一切明明白白，《讽赋》是写于宋玉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写于鄢、纪未沦陷即公元前279年以前，写于他休还回朝之际。

10、《舞赋》。还是得听宋玉的。《舞赋》一开头，宋玉又说：“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云梦既贴近鄢、纪两都，又是物丰林茂、景致佳好的沃野，是楚国的“风水宝地”。所以楚王常到云梦游猎、观光。云楚泽中为楚王建造的行宫、台观自不会少。然而，这么好的风水宝地，“虎狼之国”的秦国焉能不垂涎三尺？所以，那个令楚国君臣痛心疾首的日子就来临了——公元前的279年和278年，秦国的“战神”白起领兵大举攻楚，不但云梦泽归了老秦，连楚国经营了数百年的大本营鄢都和纪都，都易主他人；还连江南的洞庭五渚，也被人家捎带掠去；甚至还连楚国的先王也不得“安寝”，墓园被人家焚毁殆尽；如丧家之犬的楚襄王仓皇逃到陈地保命。此后，他若还想再游云梦，只能是妄想了——只怕妄想也不会有，只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而《舞赋》中描写的“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这是何等气派！楚襄王领着一班臣子和侍从，浩浩荡荡，人欢马叫，玩够赏够大饱眼福之后，还要大饱口福，于是便在一处行宫或王家馆驿，大摆酒宴，还要宋玉作赋添兴。这种大胃口的兴头，必定产生在庄辛警告楚襄王“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战国策•楚策四》）之前，而不会产生在两都失陷、襄王接受惨重的教训、采纳庄辛的“亡羊补牢”建议、从此力戒玩兴之后。至此，《舞赋》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已不言自明。

——已经举出10例了，还能举：

譬如一，宋玉的代表作《九辩》。此文写作时间较晚，应是写于宋玉失职离朝之后，但其离朝却不可能离得太远，就是不会离陈郢或寿郢太远，就是“去乡离家”也不能离国都太远，以便“愿一见兮道余意”，向楚王面谏；谁知“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失职一悲，再不能面君相谏、施展抱负，更增其悲，这才使其“悲秋”的情结如潮水般涌来，遂成就千古名作《九辩》。所以，《九辩》的写作时间应是宋玉离职后，写作地点应是其“羁旅而无友生”的异乡，但这个异乡不会是在千里迢迢的地方，这才合情合理。因为既然“去乡离家”是为了面君，却无端地跑到一个比家到国都更远的地方呆着，然后累死马地往返傻跑，这不但不是宋玉，连一个有着正常头脑的普通人也不是！

譬如二，《钓赋》。虽然没准确交代时间、地点，但其时间、地点已隐含其中，因为既然文中反映了楚襄王对钓鱼兴趣浓厚，不厌其详、打破沙锅问到底地向登徒子、宋玉了解钓术，那么这个时间段就一目了然了：事情和文章应是产生于楚国鄢、纪两都未失，楚王“不顾国政”、贪图游乐、醉心渔猎的毛病未改、还没有接受庄辛的诤谏而决计“亡羊补牢”之时。

譬如三，《御赋》。此赋与《钓赋》内容非常相似，应是与《钓赋》创作时间和地点接近的作品。

譬如四，《高唐对》。此赋只是《高唐赋》前一部分的异文，理当和《高唐赋》一视同仁。

譬如五，《郢中对》。此文又是《对楚王问》的异文，其创作时间和地点，又岂能与《对楚王问》有多大差别吗?!

——连举带加，已经将宋玉作品举出15例了。这15例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他的这些文章的创作时间，大都是他在朝廷（即鄢、纪两都）任职时，创作地点或在出行的目的地，或就在都城。

有人说，宋玉的大部分作品不是写于他在朝廷任职时的鄢、纪两都及其附近，而是别的什么地方。笔者认为这样说实在找不出根据。宋玉传世的16篇作品，总共才12000多字，如果去掉后人加上去的标点符号，就只有万把字了。如果这万把字的大部分都不是他在朝廷时所作，而是他失职后流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所写，那他在朝中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了!?那他这个“文学侍从”还称职吗!?如果无视史籍记载的、特别是宋玉自己在作品中交代清楚了的史实，而随意造一个说法，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