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荆楚关系的持续演变
以“荆”字指称楚国与楚蛮，这是周人的话语。在楚国这方面，楚人自称为楚，并不自称荆，如西周晚期的《楚公钟》：“楚公自作宝大林龢钟”，春秋早期的《楚屈叔佗戈》：“楚屈叔佗之元用”，春秋晚期的《楚叔之孙倗鼎》：“楚叔之孙倗”，战国早期的《楚王酓章钟、鎛》：“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皆可证楚人自称曰“楚”而非“荆”。
但东周时期楚国的迅速发展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荆、楚关系的演进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是楚国与楚蛮的关系完全逆转，西周时期，弱小的楚国为求发展深入楚蛮腹地，由此导致了楚国的楚蛮化，而楚国楚蛮化的结果，使周人将原来专指楚蛮、含有贬义的“荆”字也用来指代楚国。东周时期的情形却完全倒了过来，楚国的发展极为迅猛，楚蛮尽为楚国所并。齐桓公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疆。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所谓“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当是指楚蛮被楚国完全兼并。这是楚蛮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此后楚蛮作为一个部族不再存在。
随着楚国的强盛，楚国在文化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东周时期楚国大力吸收中原文化，融合各种土著文化，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楚文化。楚国的强盛与楚文化的高度发达，使得楚蛮民族楚国化了。这使得荆楚关系又发生了变化，“荆”字自西周末年以后便兼指楚国与楚蛮，但东周时期楚蛮的消失使得“荆”只有楚国这一个指代对象了，于是“荆”便成了楚国的别称，楚蛮消失的结果，使得荆就是楚、楚就是荆，荆国就是楚国，楚国就是荆国，这是内因。在外因方面，楚国与楚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周、楚之间的地位也发生了逆转。到了战国时期，周王室成了微不足道的小诸侯，而楚国成为中原列强，楚文化也随之成为华夏主流之一，完全摆脱了从前的夷狄身分和边缘文化的地位。同时，由于楚文化是在大力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象“荆”这类周文化中的特定话语也进入到了楚文化中，而楚国与楚文化的强势又使得楚人并不介意使用这类原来的贬称来指代自身。包山楚简246中就有荆王之称：祷荆王自熊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可见，虽然周人最初使用“荆”字时确带有贬义，但战国时期，由于周、楚之间的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的逆转，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荆”字已不再带有原来的意识形态含义，楚人也并不讳言“荆”字。这样，在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原本具有特殊含义的“荆”字也丧失了其在原先话语中的贬义，成为一个普通的字。到了此时，荆、楚二字始可完全互通。
战国晚期，又发生了因秦庄襄王名子楚，故秦避庄襄王讳，改楚为荆的事件。据《史记》记载，秦庄襄王“本名子异，后为华阳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东汉人贾逵言：“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后世注家多从此说。如裴駰《史记集解》云：“徐广曰：秦讳楚，故云荆也。”张守节《史记正义》谓：“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则曰：“秦讳楚，故其国纪率谓楚为荆。” 由此产生了荆楚关系上的避秦讳说。检之《吕氏春秋》，凡称楚国者，绝大多数称“荆”，但仍有少数地方称“楚”，可见秦国避庄襄王讳称楚为荆确实存在，但并不严格。秦国因避讳而改楚为荆之事，只不过是荆、楚关系上的最后一道余波而已，并没有对荆、楚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是使得称楚为荆更加流行。而不久之后，就是秦灭楚，一统天下，荆、楚关系的发展与演进也就此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