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楚蛮到荆蛮
依据殷墟甲骨文中的资料，我们已知商代时有“楚”无“荆”，只有楚蛮而无荆蛮，更谈不上楚国或荆国。到西周初年时，仍是有“楚”无“荆”。周原甲骨的年代为周初，其中有二例“楚子”：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
其微、楚□氒，师氏受。这二例“楚”，学术界一般认为系指周代之芈姓楚国。《楚世家》记楚立国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阳。”以周原甲骨与《史记》互证，可知周初之时，仍是有“楚”无“荆”，只有从商代延续下来的楚蛮与新建之楚国，并无荆蛮与荆国之称。
但殷墟甲骨的“楚”字与周原甲骨的“楚”字写法有异，殷墟甲骨中，“妇楚”之楚从林从，字形为，中原地名之楚从林或木又从，字形为，周原甲骨中的楚则是从林从足，字形为，与金文中的楚国之楚结构相同，王光镐据此认为“妇楚”之“楚”断非楚，而是“杞”，只有周原甲骨中的“楚”字才是楚国之楚。
能敏锐地注意到三型“楚”字的差异，此乃学者的卓识，但由此而否定古文字学界的普遍看法，则恐不可取，这种字形的差异亦可能是有别的原因。周原甲骨中的“楚国”之“楚”与殷墟甲骨中的“妇楚”及“楚”地之“楚”字形有异，可能是为了区分字义的需要：就殷墟甲骨文而言，“妇楚”之楚与中原“楚”地之楚各有不同的含义，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故用不同的字形来加以区分，到了熊绎封于楚蛮之地时，以楚名国，建国曰楚，这样一来，就是在原有的中原楚地、南方楚蛮之外，又有了一个新的含义：芈姓楚国。为了反映这个新的含义———指代芈姓楚国并与中原楚地、南方楚蛮相区别，就需要有一个字形不同的新字，于是出现了周原甲骨中的从足之“楚”。王光镐早年即指出：“‘足’楚最早见于周原卜辞，似应出于周人的创造，它应是特为代指当时的芈姓楚国应运而生的”。这种情形应该说是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随着字义的扩展，字形也随之发生变化。
到周昭王时代，金文中开始出现“荆”字，目前最早的“荆”字出自昭王时的铜器《鼒簋》。昭王时最重要的事件是南征江汉地区，南征的对象是“楚”或“荆”，金文中对此记载颇多：
《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馭簋》：馭從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用作父戊寶尊彜。《過伯簋》：過伯從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寶尊彜。《鴻叔簋》：唯九月，鴻叔從王員征楚荆，在成
周，讠妾作寶簋。《鼒簋》：鼒從王伐荆，孚，用作簋。《墙盘》：宏鲁昭王，廣能攴 楚荆，唯寏南行。
上述诸器，除《墙盘》外，学界一般认为系昭王时器，所记诸事与周昭王南征有关。由这些金文材料中可知，对于昭王南征的对象，金文中或言“伐楚”，或言“伐荆”、“伐反荆”，或楚荆并用曰“伐楚荆”。对于这些楚或荆、荆楚、楚荆，学界的流行看法一般认为是指芈姓楚国，此言有误。按昭王南征的区域均在汉水以东地区，汉东地区在西周时期与芈姓楚国无关，且西周早期时楚国尚为弱小之国，不可能是昭王尽起六师征伐的对象，早期的楚国贫弱至极，也不可能有贵金属供昭王掠夺，可见昭王南征的对象并不是通常认为的芈姓楚国，而应是汉东地区的土著民族，这些土著民族可能就是史籍中记载的楚蛮（或称荆蛮）。
由此看来，以“荆”字指称南国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乃至楚荆并用、互用，始于周昭王时，其事可能与昭王南征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如果昭王南征的对象并不是楚国，而是商周时期居住在江汉地区的楚蛮民族，于是昭王南征楚蛮就产生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楚国与楚蛮如何区分？西周初年，周人可能是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分楚国与楚蛮的：在周原甲骨中有专指楚国的“楚子”之“楚”，殷墟甲骨中有专指楚蛮的“妇楚”之“楚”，这两个“楚”字的写法是不一样的。但这种用字形来区分字义的做法到了昭王时代发生了变化，由于楚国是周的封国，周楚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于是本来专指楚国的从足之“楚”字就流行开来，结果，原来专指楚国的从足之“楚”字，就从专指楚国变成了兼指楚国与楚蛮。昭王时的铜器铭文中，《馭簋》中有“伐楚荆”，《鴻叔簋》中有“征楚荆”，其楚字字形都是一样的，均从足从林，与金文中的楚国之“楚”完全一致，学者一致认为，这几篇金文应与昭王南征有关。而昭王南征的对象并不是楚国，而是楚蛮。由此可见，到昭王时代，周人已习用从足之楚字来兼指楚国与楚蛮。在南方无事的情况下，这样做或许并无不妥，但到昭王大举南征楚蛮时，原来隐藏着的问题暴露出来，西周史官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需要区分楚国与楚蛮：楚国是周的封国，楚蛮却是周朝的征伐对象，可是一个“楚”字下来到底是伐楚国还是伐楚蛮呢？对于文书系统来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周昭王南征对象确为楚蛮的话，那么，昭王南征就必然使得楚国与楚蛮相混的问题浮出水面，由此导致西周史官采取措施区分楚国与楚蛮，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上述金文资料还表明，昭王南征时才出现“荆”的称呼，始用“荆”字来指称南国江汉地区的居民。上引金文中，言“伐楚”者仅有《令簋》一例，言“伐楚荆”者有《馭簋》、《鴻叔簋》和《墙盘》三例，单言“荆”者有《過伯簋》、《鼒簋》二例。由此可知，昭王时代，周人虽然开始用“荆”字来指称南方居民，但仍然沿用自商代流传下来的“楚”字用指南方居民，只是此“楚”字改成了周原甲骨文中的从足之楚字，或“楚荆”二字并用，似乎周人对南方居民的称呼有一个从“楚”到“楚荆”再到“荆”的发展过程。
由此可见，用“荆”字指称楚蛮是周人区分楚国与楚蛮的结果，自“荆”字出现以后，“荆”遂成为周人称呼楚蛮的专名。古文献中(此处古文献指直接文献)荆蛮一词则最早见于《诗经•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讐”，蛮荆即荆蛮，按《采芑》一诗作于周宣王时，系周人歌咏宣王时大臣方叔南征荆蛮之作。以《诗经•采芑》与金文中“伐楚荆”、“伐荆”、“伐反荆”互证，可知周人自昭王时开始以“荆”代“楚”称呼南方的楚蛮居民，到宣王时便只有荆蛮而无楚蛮，以后中原文献在称呼长江中游的原楚蛮居民时，“荆”越来越流行，《国语•晋语》云“楚为荆蛮”，《吕氏春秋》则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这样，楚蛮就在传世文献中变成了荆蛮。再往后，荆蛮一词扩大化，《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并见《周本纪》）记太伯、仲雍奔吴云：“于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班固《地理志》：“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连长江下游地区的居民亦被称为荆蛮，“荆蛮”一词更进一步演变成了中原人对南方居民的通用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