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周时期荆楚关系的产生及其演变
由上分析可见，荆楚关系的产生的背景是昭王南征，由于昭王南征，楚国与楚蛮相混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于是西周史官便改用“荆”字来专指楚蛮，原有的“楚”字则专指楚国，用这样的方法来区分楚国与楚蛮。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以后，这种荆、楚二分的方法看来很快在周朝的文书系统中流行开来，在周宣王时周人歌咏大臣方叔南征的作品《诗经•小雅•采芑》中，只见荆蛮或蛮荆，而无楚蛮。
但荆、楚二分的清晰局面只持续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昭王南征使得楚蛮与周朝两败俱伤，这给楚国摆脱周朝的控制、南下深入楚蛮腹地寻求发展创造了天赐良机。而楚国进入楚蛮腹地的结果，必然是楚国的楚蛮化，从文献来看，至迟熊渠时，楚国已与楚蛮初步融为一体，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其活动区域也是“江上楚蛮之地”，可见楚国成了楚蛮的首领。随着楚国的楚蛮化，周人也视楚国为楚蛮，本来专指楚蛮的“荆”字，周人也用之来代指楚国了，于是楚国也可称“荆”。西周末年时，天灾人祸不断，有先见之明的贵族都在东方准备后路，郑桓公时为司徒，乃问计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建议桓公迁到济、洛、河、颖之间，但桓公似乎并不满意，反问史伯曰：“南方不可乎？”史伯回答：“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此处史伯明称楚国为“荆”，是文献中首见周人称楚国为“荆”之例。分析可见，由于楚国的楚蛮化，荆、楚关系又再度变得复杂起来。本来“荆”字指代楚蛮是因为从足之“楚”字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由专指芈姓楚国变成了兼指楚国与楚蛮，为了区分楚国与楚蛮，周人又改用“荆”字来专指楚蛮，改称楚蛮为荆蛮，“楚”则专指楚国。但楚国也成了荆蛮之后，“荆”字的含义也变得复杂起来，“荆”由专指楚蛮也变成了兼指楚国与楚蛮。荆、楚互通，当自此时始。
另一方面，由于“荆”字出现时是专指与周朝为敌的蛮族，故“荆”字由此带有贬义，成了周人的某种意识形态。学者对此，很早即有所认识，《谷梁传》庄公十年：“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郭沫若也认为：“旧文献中每视荆舒为蛮夷化外，足徵乃出于周人之敌忾。”观之《诗经》，凡叙及荆事时，大都有敌忾之意，如《诗经•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诗经•鲁颂•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殷武》则谓：“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按《采芑》为周诗，《閟宫》为鲁诗，此皆周文化之正宗，至于《殷武》虽是商诗，但却是得之于周大师处，复经宋大夫正考父校之，在此过程中亦可能加入了周人的意识形态。于是荆蛮一词成了周人对南方民族的一种带贬义的称呼，由于周文化为华夏正统，在周文化的意识形态之下，后世文献在叙及前代史事之时，便沿用了周人对南方居民的贬称，多用“荆蛮”一词来称呼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