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天然都有惰性，又自视甚高，设定某种规则，则会激励人千方百计地刷存在感，所谓“人性化”。彼岸的高招，即是“终生教职”，以激励和资源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消除了“不稳定性”的困扰，有效避免了内卷。
尽管现在很多人不屑于他山之石，但赶超一流的确压力山大时不我待。这些年，据说有三位数的国内高校，也在学人家的Tenure制度，但是因为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人情社会，当事者并不能心无旁骛地一心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好制度也就演变成了一个危害社会的“养蛊制度”，违背了初心，逐渐演变成了不伦不类的“非升即走”。
分享者的意思应该还是正念，欲以他山之石修正当下的弊端。但我看罢，总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学者最大的问题是不接地气，他们不知有个成语叫“南橘北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记得好多年前，沿海一地一个化工项目出了事儿，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当初引进落地被质疑时，有人说这种化工项目在某国早已有了，并不曾有过污染，因为已有严格的规程可避免意外事端。但是，后来那地儿就有事儿了，因为缺乏严谨的管理、缺乏一种实在性的责任意识。
我过去有个观点，处事的能力不仅在于能干成什么事，更在于能避免不可颠覆性的事情发生，所谓“防患于未然”。但是，在意这个的能有几人呢？一种超验性的预见，更多的是被人不待见。《礼记·中庸》里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人之“预”，早被今人的“急功近利”篡改得面目全非了。
现在中医中药又被抬得很高，谋子也加入了这个站台的行列，说“几千年来，国人没有西医不是也过得很好吗？”我在早年的职业生涯里是力行“中西医结合”的，古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过于放大，以偏概全。中医讲要对症施治，就是有了良方，关键性的一味两味药，也讲究产地，否则，药到病并不必然被除，因为产地变了，药性自然衰减。
这就说到了那二十副寺院的对联，这在中国文化里，一副对联，的确可以把寺院的精神展示给信众，但是（中国话里就怕“但是”），宋代高僧普济在《五灯会元》卷十六里也有“悬羊头，卖狗肉”一说，这事儿的确会“坏后进，初几灭。”问题是，挂羊头卖狗肉，千年来并不曾灭迹。
在虎丘山后一刹有联曰：干净地常来坐坐；太平时早去修修。据说这是一个特幽静之地，问题是，表面上看起来的幽静，谁又知道寺院里住着什么人呢？在少林寺面壁洞也有一联：一苇渡江，达源溯六祖；九年面壁，妙理悟三乘。但是，初祖达摩的师父有先见之明：“心中虽吉外头凶，川下僧房名不中。如遇毒龙生武子，忽逢小鼠寂无穷。”你僧众不检点，又如何能推诿怪罪于他人呢？
释迦摩尼佛早有预言：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佛陀的法运不过一万两千年。正法时期修道证果者，佛法坚固、纯正，众生善根福德深厚，功利思想淡薄，对一切善法易生出信解；在像法时期，尽管人的根基尚比较纯正，但此时的佛法已开始渐渐分化、流变了；到了末法时期，有教而无行，已无证果之时，《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惟依念佛，得度生死。”心知肚明了，寺院门上再好的对联，或可吟诵唱和，哪可当真！
很多人受了顾炎武和梁启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熏染，像范仲淹一样，总有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越俎代庖而不厌其烦，看病抓药，也不管今夕是何年。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不懂火候，能唠叨个啥呢？南橘北枳，那都是外因在起作用啊，但此外因非彼外因，因因果果，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姑且释然。
2022年09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