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摊生涯

夏天的夜晚，市区滨汉路上（滨江大道）游人如织。最热闹的莫过于那些路边地摊，商品琳琅满目，叫卖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地摊经济如此火爆，源自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这是一项用心用情用力的惠民政策，这是一项惠及低收入家庭最暖心的举措。

我对摆地摊情有独钟，摆地摊的生涯，始终让我难于释怀。

记得1991年，我刚结婚。老家就在村小学大门外。爱人提议，我家办个小商店，种了一辈子田的父母，担心办不下去，始终认为种田还是牢靠。于是，爱人拿出我们结婚时900元钱，作为商店的资金，告诉家人，赚了是父母的，赔了算我们的。那年，我家办起了一个小商店，直到今天。

生意不温不火，但是可以保家庭的油盐酱醋，还有少些结余。父亲每天晚上整理毛票角票，脸上总挂着喜悦。春节期间，我见村子里主干道走亲访友的人很多。我提议到三岔路口去摆摊，父母露出一脸的尴尬，我就把家里的一个凉床搬到三岔路口，郑重其事地摆摊。我在家乡小镇政府上过班、当时已经在宜城日报社做编辑记者，来来往往的很多都是熟人，他们见我在那摆摊时先是吃惊，然后赞不绝口，结果是有需要就给我捧场。记得第一天，净收入9元多钱，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只有100多元的工资收入。父亲是老三届，在我们那里可是屈指可数的读书人，脑子转得快。但是，面子观念强。见我做的风生水起，他就大胆摆起地摊。后来，只要镇里或哪个村子里有活动，就和母亲去那里摆摊，乐此不疲。每年春节都会到三里外的街道，摆摊卖对联、卖儿童玩具。三年前，父亲去世后，我家就没有出门摆摊了。坚守了一辈子“种田一本万利”的父亲，开商店摆地摊后，感叹到还真是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啊。我的两个弟弟也在小镇开起了百货店，小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命中注定，我和地摊杠上了！2004年，报社政策性撤销后，我被分配到市直单位上班。一直在家照顾女儿的爱人提议，到家附近开个小超市，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又可以照顾刚上初中的女儿。我们说干就干，很快就选择家附近的一个单位的门面房，开了一家名叫“爱民超市”的小百货店。说实话，那个位置比较偏僻，我和很多人一样不看好。勤劳聪慧的爱人，用心用情用力，硬是把这个不靠谱地段的小店，做得有声有色。我家的小康生活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做门店生意，熬门面是基本功。开商店看似简单，其实，真的不容易。那些年，我们家春节是最忙的，基本没有走亲戚，只有在年三十回老家过年，最多关两个小时门。吃住在超市，24小时不断人。附近一公里，哪里有活动，我们就把地摊摆到哪里，人手不够，我们就请亲戚帮忙，做起生意来，用废寝忘食这个词毫不夸张。超市一开就是十四年，直到那个单位不再对外出租房屋为止。

地摊经济没有文化，有的只是艰辛。办超市14年，每年正月，我都在离超市200米外的路口摆摊。每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出摊，货卖堆山才会吸引客人来购买，路边摆成一个三角形货物，像一个流动的超市。每次搬运都需要一个多小时，晚上收摊时，两腿硬邦邦的，只想倒床就睡。前些年，正月异常寒冷，我的手和耳朵常常被冻伤。懂事的女儿直到读研究生还在帮我们摆摊看店。开超市，不用说走亲戚，就连休息和感冒都没有时间。那些苦，那些艰辛，那些不易，至今历历在目，这种苦难，原来是一种经历，现在看来就是人生财富。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地摊经济没有文化，不过，在这些年摆地摊空隙时间我读了不少书，那是真的。

每晚我到滨汉大道散步都会留意那些地摊，思绪又回到从前。挣钱如刀削铁，花钱如流水。对他们我们要高看一眼，善待三分。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浇灌自己的幸福生活，值得尊敬。地摊火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管理部门，变管理为服务，更好的搭好平台，在一线服务中解决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

地摊经济扑面而来，这是疫情大考以后，又对我们管理和服务的一个大测试。多一些支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雪中送炭，是这个社会应有的正能量。事非经过不知难。因为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