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文化智慧

宋玉的文化智慧

（曾刊于襄阳日报）

余建东

由北大、清华、人大、南开、复旦、武大等十三所高校的相关教授新编《中国文学史》（大学教材，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一次实现了“屈宋并称”。 该书“先秦秦汉卷”中，能够占到单独一章的地位和篇幅的国家级的大师有4位，依次是：孔子、屈原、宋玉、司马迁。

凡历史文化名人都有大智慧，宋玉即是大智慧的历史文化名人。

一丶劝百讽一的曲谏智慧

宋玉只是一个文学侍从，却忧国忧民欲谏楚王。但位卑身贱，人微言轻，根本没有与楚王议论政事的资格，怎么谏？在伴君如伴虎的战国末年和昏庸的襄王面前，直谏固然可贵，曲谏也需要勇气、胆量，并且以屈原直谏被逐的教训，往往曲谏比直谏更能奏效。为此，他以超人的智慧和韧性，尽心尽力，屡屡讽谏。

一次，楚襄王由宋玉丶景差陪同游览兰台。一股风飒飒地吹过，襄王敞开衣襟，洋洋得意地自夸：“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听后不硬不软地对答：“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遂后将风分为两种，一是“大王之雄风”，清洁凉爽，发散香气，“发明耳目”，宁体便人；一是“庶人之雌风”，吹动灰沙，扬起浊腐，带着臭气。自然界之风，本无“雄、雌”之别，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风赋》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帝王、王公贵族与贫苦庶人之生活苦乐的天壤之别。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提醒楚王对“庶人”悲苦生活给以关注。

苏东坡尖锐地指出：“楚襄王登台，有风飒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风，寡人与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讥之，‘此独大王之风，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以为谄也，知之者以为讽也。”苏辙也清楚地点破：“（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本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

《钓赋》是以钓鱼之术喻治国之道的名篇。这篇赋写的是宋玉和登徒子一起学钓鱼、楚襄王问他们钓鱼的情况。登徒子抢先说了一遍钓鱼的方法；宋玉则独具匠心地由叙事转到说理，由钓鱼说到治国，不失时机地劝谏楚王效法尧舜禹汤等古代圣主贤君，“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兴利除害”。充分表现了宋玉心系国事、不贪逸乐、谏君治国的政治智慧。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将此赋和《风赋》并提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明确地指出了《钓赋》和《风赋》是我国最早的以赋名篇、以事讽谏的佳作。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称 “（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憎其似屈原什么？讽谏也。宋玉知道此情，便抓住“襄王好乐而爱赋” 的特点，往往在美文铺陈后“劝百谏一”。《高唐赋》结尾言“王将欲往见，必先斋戒，差时择日，简衣玄服……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延年益寿千万岁。”《神女赋》也启示襄王“面对色情、亦应以礼克己、勿失体统”。唐朝李善讲：“《汉书注》曰：‘云梦中高唐之台’，赋皆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宋朝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中道：“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

再如，在“凄怨之情独绝” 的《九辩》中，作者劝谏君王 “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谅城郭之不足恃兮，虽重介之何益”! “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 刘勰《文心雕龙》评介《登徒子好色赋》时称：“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

西汉大经学家、文学家刘向《说苑·正谏》指出：“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指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谏诤》中也说：“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伯谏。讽谏者智也，祸患之萌流，睹其事未彰而讽告，此智性也。”

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中心丶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主任刘刚教授说，孔老夫子就赞成讽谏即曲谏丶智谏。《战国策》有一百多策，臣子和谋士直谏的不到十人，是个案，曲谏智谏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常态。

宋玉的曲谏智慧和贡献还在于，他口多微词“巧言善辩”，常用比喻、象征等手法及演绎故事和传奇讽谏君王，这些“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探索，确立了“微词讽谏”的文学传统。诸葛亮之于刘皇叔、魏征之于唐太宗、纪晓岚之于乾隆帝，大都这样。并没有表现出直截了当的丶犟直的样子，而是采用暗示、比喻、甚至灰谐的调侃等方法，委婉规劝、循循诱导、迂迴地攻心，并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讽諌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