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之与宋玉:萧条异代德为邻

发布时间:2018-10-25   来源:楚都宜城网     

姚守亮  程本兴

摘要:米芾和宋玉相距千余年,是地域上的近邻;二者所司职守不同,但所受遭遇相仿,所持操守相似,所怀抱负相同,其民本思想高度契合,可谓道义、德行上的知音,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践行。

关键词:米芾;宋玉;比较;忧国忧民

在襄阳历史上,米芾与宋玉都是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巨擘大家。宋玉是中国辞赋文学的开山鼻祖,“揭开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序幕”,素与屈原并称,是“先秦文学史上唯一诗文兼擅并且有独特风格的著名作家”。 [1]米芾则是宋代书画艺术的立派宗师,“在书法和绘画艺术两方面,都达到了这个时代的巅峰”;在艺术品收藏、鉴赏以及诗、词、赋创作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2]二者所处时代不同,成就各异,但在诸多方面则相同、相近或相似。试梳理如下。

一、米芾之“襄”与宋玉之“鄢”

关于米芾(1051—1108)的籍贯出身,成书远早于《宋史》的北宋后期《宣和书谱》即云:“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后为襄阳人。”[3]与米芾同时代且与米芾关系密切的“户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蔡肇也说:“公讳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后徒襄阳。”[4]元代的张雨、陶宗仪,还有明代的夏浸之等,均认为米芾是襄阳人;而明代的都穆则对《宋史》有关米芾“吴人”说进行了反驳,认为米芾父子应是襄阳人。当代学者魏平柱、杨春晓等考证认为,米芾是在十七岁之前方离开襄阳赴京的[5]。

比米芾早了1100年的宋玉(约前296---约前222),从部分古代典籍的记载、已知古代文物的印证、流布至今的民歌民谣旁证、现当代文史工具书和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材的观点以及专家学者的考辩来看,其籍贯是“楚之鄢人”,即今湖北宜城人[6]。

从地图上看,襄阳至宜城直线距离40千米;从行政区划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宜城、襄阳同属于“楚”,隋唐以降宜城则是襄阳的属县;从地域文化上看,一条汉水纵贯南北,把襄阳、宜城串联起来,则米芾之“襄”与宋玉之“鄢”无疑同属于汉水文化。北宋晚期的米芾与战国后期的宋玉在青少年时期同饮一江水,所受的山水滋养、民俗影响、文化熏陶应该是大致相近或相似的,而后者对前者的认知也是较为深刻、别致的:“砧声送风急,蟋蟀思高秋。我来对景,不学宋玉解悲愁。”[7] “不学宋玉”可能是作者填词过程中一时的曲笔,但命途的坎坷、德操的趋同以及心灵的相通,恐怕早已使米芾把宋玉引为自己的异代知音了,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也许,米芾还每每为他这位先乡贤洒下惋惜之泪,就像尊奉宋玉为“吾师”的杜甫那样,无限深情地慨叹:“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其二)

二、米芾之“卑”与宋玉之“微”

“卑”者,身份、地位卑下之谓也。关于米芾,《宋史》云“米芾……以母侍宣仁后(宋神宗之母高太后)藩邸旧恩,补浛光尉。”[8]蔡肇《墓志》也提及高太后与米芾生母“丹阳君”阎氏“有旧”。[9]宋人王称、邓椿也有类似记载;

庄绰《鸡肋篇》则说阎氏原本是一“产媪”, 因在高太后宫中服侍有功,米芾得以补为“殿侍”。[10]

有宋一朝,太祖立国之初即奉行“重文抑武”之策,通过科举取士以任官职。而米芾本人“于书务通大略,不喜从科举学” [11],尽管他以推恩荫补入仕,但纵观一生,几近四十年宦历十八任,[12]从偏远小县的浛光尉到京畿之地的雍丘令,从润州州学教授到书画学博士,从长沙从事到礼部员外郎,官阶从从九品到正七品。总体上看,大多都是辗转基层,充任各地风尘微官。他本人又“不能与世俯仰”,其间还多次遭到言官弹劾,其中有云:“今芾出生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13]所谓“出身冗浊”,即指其“出入禁中”之母“产媪”的身份。最终,米芾因“困于资格”而仅以恩荫出仕,亦为时代所不容,遭到弹劾后即被罢除履新不久的京官礼部员外郎之职。通过这篇《复官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无奈:“一年复官 ⋯⋯芾至今不见冲替文字,不知犯由。状上,只言准告降一官。”[14]他甚至连自己错在哪里也不清楚却总被弹劾,尽管此前还曾得到酷爱书画艺术的徽宗的赏识,以及与己私交甚密的宰相蔡京的关照。

与米芾相比,宋玉的宦历可能没那么复杂。当代学者刘刚考证后认为,宋玉历襄王、考烈王两朝,先为小臣,后晋升为大夫,约在楚幽王元年(前237年)失职,在寿春一带赋闲十余年。[15]宋玉宦历虽说简单一些,官职也很低微,直至革职离郢也不过是专为君王吟诗作赋的文学侍臣而已;但与米芾一样,宋玉也是屡受谗言,甚至因此失职见疏。这在他个人作品中即有反映: “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楚襄)王曰……”(《讽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登徒子好色赋》)。后世文献如韩婴《韩诗外传》、刘向《新序》、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也有零星的记载。

三、米芾之“灾”与宋玉之“舛”

如果说宦海沉浮、遭谤见逐是人祸的话,那么贫病交迫、子女痛失则无疑是人祸加天灾了。据记载,米芾“家故饶财。既仕,悉以分族人”[16],而自己晚年打算在润州江边盖个栖身的草堂,反而“未有资”了;为了心爱的字画,竟然还要“典衣以增其值”才能到手。他仕宦维艰,病又缠身(“得痢疾”),还两次被盗以至于潦倒不堪:“盗两入室,寒夏一空。冬至无衣,深可笑也。”[17]也许是官微资薄、不屑于贪的缘故吧,平日生计似乎也捉襟见肘:“舟兵自到日支钱,饿得欲死……支与料米为幸。”[18]他奔波劳碌多年,即使做到“无为军”这类在俗人看来还不算太差的官职,却仍无“一粒田”,还指望着有个大获丰收的好年景,能够“物贱而养生耳”[19] ;朋友圈里也大都晓得他“家时菜色无斗粟”。难怪他在涟水任满离开时,“归橐萧然,图书之外无他物。”[20]

米芾最大的不幸就是老来丧子。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米芾五十岁,赴京求职,却连遭不幸:“老妻卧疾,近少愈。到此失小女,而妇属疾未损。自入京门,迎医至去耳。”[21]过了三年,即宗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第二个儿子夭折:“能书第二儿,二十岁化去,剜吾心肝,至今皓首之由也。癸未去国至今,二儿二女,老年何堪。”[22]而米芾本人也得了伤寒病;“崇宁癸未,米芾……冒寒得疾,痰嗽如胶,有血,更三医不退。”[23]在他到任淮阳军的第二年(1108年),“疡生于首”,于是上书请辞却未获允准,终卒于任所。

与米芾相似,宋玉也是命途多舛:“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九辩》)如此不堪的遭际在王逸《楚辞章句》中也有记载:“数遭祸患,身困极也;亡物遗财,逢寇贼也……丧妃失耦,块独立也;远客寄居,孤单特也……修德见过,愁惧惶也……亡官失禄,去家室也……”无论是宋玉本人作品,还是后世文献,字里行间透射的全是诗人罢官、丧偶、遭劫的惨景和孤独、无助、惶恐的心境。

四、米芾之“诘”与宋玉之“谏”

在如此窘境之下,身卑官微的米芾和敏感伤怀的宋玉又是否隐忍不发、消极沉沦甚或随波逐流呢?判断一个封建官吏到底如何,既要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在位时具体做了什么。米芾上任雍丘令的第二年,即元佑八年(1093年),本县境内也爆发了蝗灾,身为全县的父母官,米公岂敢马虎,他赶紧向上司报告灾情,并为灾民申请救济的钱粮。由于上个年度的收成还算不错,则本年夏季的税款自当不予减免。衙门置受灾百姓生死于不顾,居然派出鹰犬上门威逼灾民交租纳税。针对如此行径,米芾怒斥道:“朝廷遣诏使未离国门,诸监司纵横遣官。每司两三辈,交驰体访按察……而郡县已不胜扰矣。……而点检钱物簿书,是何用事?”[24]虽然只是一个小小县令,米芾却直接上书,“与监司辩事于朝廷”,还幻想着能以他主政一方的父母官的“身价”来担责、作保,让本县暂缓缴纳夏税,先用这赈灾的钱粮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敝县以身当夏税之责,不令受赈时催”,结果却屡屡遭拒,最终还是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屡为在上者拒,讫力不能使直,愧见吏民耳。”[25]

米芾赴涟水上任之初,赶上了大旱过后又遭水灾,低平之处的土地全是汪洋一片。他受命赶往高邮一带进行实地查看、探访,具体了解洪涝灾情。在现场,他看到无数条通湖的港道都用泥土堵塞着,阻断了积水的排泄,据称这是之前为了蓄水抗旱而临时构筑的;当下遭遇洪灾本应掘坝放水,却遭到那些贪图私利的豪强大户的频频阻挠,若不及时疏通沟渠、泄洪排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于是,他赶忙给上司写信,陈述这类危害社会、伤及百姓利益的现象:“见邵伯以次数道通湖港,皆以土填塞断,从初救田,今合放开耳。想不一处,豪姓因而擅之,恐非公家之利也。”[26]其拳拳爱民之心、忿忿难消之意即流露笔端,跃然纸上。    

元祐九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任章惇为相。他们假托复行王安石新法的名义,大肆报复元祐党人,生者(文彦博、苏轼、苏辙)降官流窜,死者(司马光)追贬夺谥,还处心积虑诋毁宣仁太后甚至妄图追废之,对广大百姓更是恣意压榨。在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面前,米芾不因自己仅是区区一县令而明哲保身,漠然置之,而是气冲斗牛,毅然决然地上奏朝廷弹劾权奸“植党擅权”[27],表现出英武豪迈、坚贞不屈的气概。

至于米芾政声,与之同时代的词人李之仪有三封手札[28]可窥其一斑:“到京……见者道公动止与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从南方过来的路人每每提及米公姓名,无不称颂有加,甚至“以手加额上”以表示尊崇;一些官吏还称道米芾“学术高明,政事舋舋。”清代《淮安府志》称米芾“知涟水军,用文雅为治,尚礼教,祛淫祠”;《安东县志》亦云“守涟二年,多惠政”。 [29]

与米芾的嫉恶如仇、犯上直言而又仕宦有守相比,宋玉则只能以一名文学侍从的身份,采取较为委婉、迂回的方式去巧妙地“曲谏”、暗示君王。如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郢都为秦将白起攻陷,被迫东迁至陈。楚顷襄王仍不思进取,依旧游猎玩乐,甚至把自己最为隐秘的梦遇巫山神女之事,拿出来向随驾的宋玉“讨教”,令宋玉作赋以解梦、圆梦。巫山(随州大洪山)位于云梦游猎区的北部,当时正处于秦楚军事对峙的前线。宋玉创作姊妹篇《高唐赋》《神女赋》,向顷襄王赋说巫山之险、神女之艳,就是要借解梦之机劝谏君王,引起楚襄王对巫山地区的高度关注。

再如《钓赋》。我们知道,在先秦、秦汉时期,贵族阶层的娱乐方式可谓多姿多彩,如《淮南子》卷十五提及的 “射云中之鸟”、“钓深渊之鱼”以及“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投高壶”等即是,而钓鱼已然成为其常见的一种活动。从《钓赋》文本内容来看,宋玉与登徒子此番“偕受钓于玄渊”当属官方指派,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登徒子描述玄渊精湛的钓鱼技术,意在鼓动楚襄王前去观摩,这正中襄王下怀。而宋玉则揣着明白装糊涂,偏要以钓鱼之术为喻,大谈治国之道,并将两种钓术加以对比,着重陈述、称赞上古圣贤明君的治国之术,劝谏襄王不可沉溺于钓鱼之类的小技,而要在强国富民的过程中去体会大王之乐。这充分表现了宋玉不贪图个人享乐而心系国家安危的操守和即使是谈钓鱼也不失时机地谏君治国的良苦用心。

在《风赋》一文中,楚襄王携宋玉、景差游于兰台之宫,敞幵衣襟迎风纳凉,不禁发出“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之问,从而引发了宋玉赋说有关“风”的话题。先是泛泛描述风的发生、发展、行进路线及风势强弱过程,接下来分别描写了两种不同的风:一种是洁净的、凉爽的、带有香气的风,它给人快感,有益身体,专门为贵族阶层所独享,叫做“雄风”;另一种则是挟带着尘垢、浊臭和湿热潮气的风,它散播疾病,使人痛苦,为黎民百姓所专有,叫做“雌风”。其实,在大自然中,风本来只有一种,并无“雄” “雌”之别,只是到了深宫之中就成了造福“大王”的“雄风”;到了穷巷却成了加害“庶人”的“雌风”。何哉?环境使然。作者借此将王公贵族和黎民百姓的生活加以对比,向楚王指出这个现象,言外之意,即君王您自己身在天堂享尽奢华,可您的子民却在地狱里饱受煎熬啊;同时也是在暗示楚王,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来减轻“庶人”的痛苦呢?宋玉本是“贫士”出身,了解穷巷之中平民百姓的生活,他本人也有要求改善“庶人”生活的愿望,又有一定的正义感推动他为“庶人”鸣不平。这正是《风赋》的讽谏意义所在。

五、米芾之“虑”与宋玉之“忧”

古语云,言为心声。从米芾那些自述咏怀的的诗文 [30],可以看出米芾多年为官的所思所虑:“有志隆宋业,无心崇党偏”、“敢陈必尧舜,况时值娲轩”——诗人通过赞颂时任宰相的吕大防来表达自己的远大抱负,其“敢陈必尧舜”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是高度契合的。又如“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亦不叹折腰,所叹志不宣”、“青松劲挺姿,凌霄耻屈盘”、“青松元无华,安得保岁寒”、“鹤有冲霄心,龟厌曳尾居”——其中固然有时运不济、志向难申之慨,但更有积极用世、报效朝廷之意,米芾毕竟具有“迈往凌云之气”,为人也能“进趋襜如”,所以他以青松的挺拔凌云来比拟自己的刚直不阿,以青松的质朴耐寒来比拟自己的坚贞不屈,他立下了“冲霄”之志,要为天下苍生谋福祉(“时来则为苍生起耳”)。

他在《甘露歌上呈留守门下侍郎》中写道:“……皇皇辟君明如日,安用动威偃禾木。表以甘露太和液,饮太液,亲寿益,公难老,归致太平万物好”,表达了希望并祝愿国运长久太平的爱国之心;在《座右铭》中所云“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31],则表明他是以忠诚仁爱、礼义廉耻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到雍丘上任伊始,他立即颁行《到任榜》[32]:“饥荒则赈济缓急,阙乏则借贷与钱粮。”企盼老百姓没有高利贷的盘剥,没有流落他乡之苦,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可谓宅心仁厚,真诚希望能尽一己之力去体恤百姓疾苦;还要求“劝化百姓,务尚和厚、敬长老、勤农桑、救贫困、养疏亲、省词讼,不欺善良,不兼并窝藏盗贼奸究犯禁物,保全人情和厚,然后感召和气,五谷丰登,字养蕃息” [33],简直就是一个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典型清官代言人。

当雍丘大涝之后又发虫害时,米芾致书苏轼,主动谈及本县农田蝗灾,而非像以往那样讨论书画,可见其具有忧民之所忧之意。百姓遭遇天灾,但朝廷夏税仍旧,米芾愤而抗言,作《催租》诗[34]。诗中说自己这个“白头县令”虽然拿着朝廷的俸禄,但不能强行催逼农民缴纳租税,而是把他们视为“上帝”,不忍也不敢鞭笞他们;对于自己“救民无术”深感惭愧而甘愿辞职。

在辞赋创作上,米芾自觉写了几篇现实性、针对性较强的作品[35]。如《蚕赋》,此赋用拟人化的手法,通过养蚕女与所养之蚕的对话,将自己养蚕过程中所付辛劳、所含辛酸进行一一诉说,将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与平民百姓的食不果腹进行对比,其实就是对剥夺养蚕女劳动果实的统治阶级的愤怒控诉,进而揭示劳动者“终身寒”的原因。再如,北宋后期很多词人和士大夫为逢迎君王好大喜功之癖而争作阿谀奉承之篇,以颂扬大宋天朝的丰功伟绩,米芾却“不合时宜地”写了一篇《参赋》。全篇从参星“主民”立言,托物寄讽,通过汉武帝与侍臣枚皋之间关于参星出现是否带来祥瑞的对话表达自己劝君之意,最后引用“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的古训,期望当朝皇帝能够关注民生。

与米芾的关心国家大事、重农亲民、具有民本思想一样,宋玉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国事与民生上,这在《九辨》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如全诗第二章中,诗人“专思君”而“不可化”、“愿一见(君)”并“道余意”、“不得见(君)”则“心伤悲”,写出了宋玉遭贬离宫后不能见到君王的心情,无疑是作者处江湖之远、逆境之艰仍忧其君、忠其君的反映。在第四章中,诗人痛斥朝中那班忌贤妒能的无耻小人,如猛狗一样地汪汪直叫,还煞费心机地阻塞言路,致使通君之门多达九重;并肆无忌惮地把持朝政,导致所有的“关梁”闭塞而不得畅通,点出了贤良之士罢官遭逐却难见君王的主要原因。

在第五章中,诗人用“绳墨”比喻规则、法度,拿“骐骥”来类比贤能志士,而平庸之辈、刁鄙小人则被比作“驽骀”和“众鸟”;又以“榫头”喻自己,以“榫眼”喻浊世,以“凤凰”喻杰出人才。通过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有力地揭露了奸佞当道、法度混乱、用人不当、相者举肥的黑暗现实,表现了宋玉嫉恶如仇、敢于揭露的高洁品格。

在第八章中,诗人感慨道:“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由于秦楚相争,烽烟四起,以“农夫”为代表的贫苦百姓要为战争服役或缴赋,还要向贵族统治阶层纳税而终不堪重负,万不得已才弃耕罢种撂荒而四处流浪,致使大片良田杂草丛生。句中一个“恐”字,是宋玉对农夫离家舍业而生活无着的牵挂,是对广袤沃土被抛荒的忧虑,是对权臣当道、庸君骄奢的揪心,是对战乱频仍、国势日衰的痛惜,抒发了自己忠君、爱国、忧民之情。

在《高唐赋》中,宋玉借楚襄王欲会高唐神女之事,劝谏楚王“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其中,宋玉所“忧”的“国害”在《战国策》卷三十三《中山策》中可觅其踪迹:一是“楚王恃其国大, 不恤其政”;二是“群臣相妒以功, 谄谀用事”而“良臣斥疏, 百姓心离,城池不修”;三是楚人“各有散心,莫有斗志”。而刘向《列女传》也记述了楚国当时的“五患”——宫室相望,城郭阔达;宫垣衣绣,民人无褐;奢侈无度,国且虚竭;百姓饥饿,马有余秣;邪臣在侧,贤者不达。这些史料,可说是楚国后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道破了楚国战败、衰弱直至灭亡的客观原因。可见,宋玉所忧并非危言耸听,更非欺世盗名,而是真正忧国忧民。

六、米芾之“放”与宋玉之“傲”

何谓“颠”?《汉语大字典》释云:通“瘨”(癫)。疯,狂。另引颜师古注曰:颠疾,性理颠倒失常,亦谓之狂獝,妄动作也。在大多数宋人及后人眼中,“颠”似乎成了米芾身上挥之不去的标志性符号。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表现在他身上所谓的“颠”并不是真颠,而是一种“放”。何谓“放”?《汉语大字典》释云:恣纵;不拘束。《辞海》亦云:恣纵;放任。结合米芾言行,则可谓豪放、旷放、放达。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拜石”故事,连《宋史》都加以记载,宋人笔记则言之更详[36],大意是米芾在今安徽无为任职,打听到城郊河岸边有一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就下令将此石搬进衙内。米芾见到此石后,惊喜万分,竟派人摆案设席,跪拜于地,口中还念念有词:“我想要见到石兄您都已经快二十年了!”言官就拿这个来定他的罪,他也因此而被罢官,离去。之后周少隐路过这儿,见到此石后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诗:唤钱作兄真可怜,唤石作兄无乃贤。望尘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调。

在滚滚红尘,认钱为“兄”的,一般视为理所当然,也大有人在,但这类人很可怜;而呼石为“兄”的,则绝无仅有,这人还有可能正是一位淡泊名利的贤者。米公拜石无欲无求,至多是一个天才艺术家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美、其创作灵感被激发而产生的一种条件反射而已,与那些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对名位顶礼膜拜者相比,尤显不同凡响。

再如《巧取御砚》的故事[37],也将其放达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说的是米芾受召给徽宗书写御屏,写毕,却捧着御用端砚跪请道:“这砚现已经臣下的手触碰过,给弄脏了,不能再供陛下使用了,不如就赏赐给微臣吧。”徽宗大笑,就把珍贵无比的端砚赏给了他。连御砚也敢觊觎,还耍弄小聪明、编造个借口;一旦东西到手,即使砚台上剩下的墨汁沾满了袍袖也一点儿不在意,而是喜上眉梢,手舞足蹈地拜谢,赶紧抱起宝砚溜出大殿,生怕皇上反悔似的。你说他“颠”吗?——不。为了得到自己心仪的宝砚,先巧舌如簧地扯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再有意无意、似颠非颠地弄出个滑稽的动作,博得大伙一乐,岂不皆大欢喜?看起来这个行为与他往常的洁癖是矛盾的,但米芾曾说“砚为吾首”,视砚如命,则“洁”就退其次了。说到底,这都是米芾本人痴迷于书画艺术惹的“祸”,跟“颠”无关,充其量也仅是不拘小节而已。

又如《雍丘驱蝗诗》的故事[38],大意是米芾担任雍丘令,旱灾之年又遇蝗害,而邻县折腾一番后却硬说他那儿的蝗虫是由雍丘驱赶过来的,那个县尉致信雍丘,请米芾管好自己的地盘,千万不要“以邻为壑”。当时米大人正在与客吃饭,见信后仰天大笑,取笔写道:蝗虫原是空气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蝗虫本是天灾,却偏要说是邻县赶来,还煞有介事地派人送来公文指责,而米公仅手批四语加以戏谑。细究起来,身为县令,米芾对待此事的态度可能不够严肃,话也许是酸了点,但合乎常理,或者说仅是幽了一默;若两相比较,到底谁在发“颠”?答案自明。

其实,米芾性格中此类所谓“放”的特点,在其艺术实践中也较为突出。宋人即遍称其行书风格为“沉着痛快”,米芾亦自称其书法为“刷字”,意谓笔画跌宕,气势豪迈,且运笔迅疾;而康熙帝更是赞云:“豪迈自喜……变动不拘,出神入化。”[39]以上种种情形正表现出米芾性格的豪放、放达,应该说与“颠”无关。

与米芾的“放”相比,宋玉性格上则表现为“傲”的一面。一直以来,宋玉作品被指为“讽谏”、“曲谏”,表现的大多是阴柔之美,许多人据此认为其性格柔弱。我们认为,宋玉及其作品是柔中有刚,外柔内刚,骨子里有一股刚直之气。如细读《风赋》和《钓赋》等作品,可以看出,宋玉本欲进讽喻之谏,却反致“冒犯”之过,更兼宵小谗言相加,自会加剧楚王对宋玉的厌烦以致成见甚深(“襄王……憎其似屈原也”),正所谓“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在其《对楚王问》中得以集中体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所谓“遗行”,即应该遗弃的不善的品行。楚王先点出宋玉有“遗行”,然后把社会舆论摆在那儿,由不得你不认账,因为“士民众庶”均“不誉之甚”。

针对君王的无理发难,宋玉能妙语智辩,表现出一个志士逆袭之后的傲然之气。首先是以音乐设喻,彰显自己格调高雅:《下里》《巴人》为俗曲,都城里跟着唱的多达几千人,《阳春》《白雪》是雅曲,都城里能跟着唱的不过几十人;可是曲高和寡,错不在“曲高”,而在于跟着唱的人水平太低,欣赏能力太差,“和寡”实则反衬了其曲之超凡脱俗。宋玉以《阳春》《白雪》自喻,标榜自己趣味高尚,知音难觅,不为流俗之人所理解就不足为怪了。此其一,当谓之傲俗。其次是以鸟鱼作比,表明自己行为超群:能“上击九千里”且“料天地之高”,夸赞凤凰翱翔之高、威力之猛;能“朝发昆仑,暮宿孟诸”且“量江海之大”,则形容鲲鱼遨游之快、经历之广、本领之强。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蕃篱”衬托出鷃雀的渺小、短视,“尺泽”衬托出鲵鱼的龌龊、庸怠。宋玉以凤、鲲自况,凸现自己英俊豪迈,宏才盖世,而对篱鷃、泽鲵之辈的鄙陋、狭隘则表示出极大的嘲笑和蔑视。此其二,宜谓之傲物。文尾“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实乃点睛之笔,指出“士”中亦有圣洁、卑下之别,正如凤与鲲一样,既然冠以“圣人”之名,则必有其超群绝伦的“瑰意琦行”,也自当“超然独处”,也就必有其不为世俗所理解之处。宋玉以“圣人”自比,强调自己洁身自持、孤高不群。此其三,应谓之傲世。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所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金圣叹在《才子必读古文》卷五《宋玉<对楚王问>题解》亦云:“如此文,固必当以(意思之)傲睨、(神态之)闲畅出之也。”林云铭在《古文析义》中说得更形象:“三喻中不但高自位置,且把一班俗人伎俩见识尽情骂杀,岂不快心!”,这其中的“负俗”、“放怀寥廓”、“傲睨”、 “高自位置”等,又岂一个“傲”字了得?

宋玉这种孤傲负俗的性格在其《九辨》诸章中也有所体现,与《对楚王问》中之“傲俗”、“傲世”同出机杼、一脉相承。如第五章,诗人即便身处逆境也能洁身自好,若发现当政者并非贤良之辈即自疏远引,就像宝马良驹那样“踞跳而远去”,并且“伏匿而不见”;就像凤凰那样“高飞而不下”——对于君昏臣庸、奸佞误国表示了满腔的愤慨和极度的蔑视。再如第六章,诗人即使独自坚守光明正大,也不去随波逐流,而要“慕先圣之遗教”;若身处乱世去追逐显贵荣耀,则“非余心之所乐”;与其不讲道义而享有盛名,则“宁穷处而守高”!这表现了宋玉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不计个人名利、坚守圣贤节操、自身原本高洁的心志。可以说,米芾“不能与世俯仰”的处世风格与宋玉“宁穷处而守高”的傲睨心态当是如出一辙的。

正是有鉴于前述种种,新编《中国文学史》教材对宋玉给予了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40]:宋玉与屈原性格相近,“同样具有爱国爱民的情怀”,是一位受人尊崇的正直文人。米芾和宋玉相距千年有余,青少年时期所居生活区域则近在咫尺。尽管二者所司职守不同,取得的主要成就不同,所处人际关系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所受遭遇相仿,所持操守相似,所怀抱负相同,其民本思想亦高度契合。他们不仅是地域上的近邻,更是道义、德行上的知音,并且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践行着,最终赢得了世人的称许甚至景仰。所有这些,对于后来者应该有一定的启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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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另发《襄阳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