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文化有哪些?

发布时间:2018-09-11   来源:楚都宜城网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其中涉及的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等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国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铭文中列举了曾国与楚、周、晋诸国和申地之间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应关系。其中共计律名28个。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髟/前],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髟/前]”、“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枣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