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宜城人”

发布时间:2018-04-03   来源:楚都宜城网     

王伟举

听说宜城市文化局要编一套大书,其中一个单元是“我的宜城”。承蒙吴德志老师推荐,约我也写一篇。我迟疑再三,久久不敢下笔。一直感到这题目有些大。不过转而一想,这题目倒是很有些境界的。试想如果每个宜城人都能有这样的胸襟,凡事都能从“我的宜城”这个角度思考,宜城将具有无与伦比的潜力和无可限量的发展前景。于是我欣然从命,写下这篇无主题的闲话。

与众不同的土语,是我们宜城人的鲜明标识

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我自然不会例外。这些年在外边跑,无论在哪里我都介绍自己是湖北宜城人。包括发表或出版作品附上作者简介时,我从来标注的都是“湖北宜城人”。虽然在襄阳生活已快有30年了,但那只不过是我谋生的地方。在我心里,宜城才是“我的”,我的生命与文化根之所系。

记得当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时在学校书店看到一部上下两册的《中华风物志》,想着买下来做写作参考。先看看定价,这两册书总共不到5元钱。但那时经济据拮,5元钱对于我也是需要再三权衡的支出。我将书拿在手里翻了又翻,内里似乎并无特别吸引人的内容。各省、州、县的风物特色叙述很笼统,多为简述,一般三五短句。正要放弃时,却翻到襄阳府一则,下面列有襄阳各县风俗。叙述宜城时称:宜城山川锦绣而多产才士,宋玉、王逸、马谡、马良、段成式等皆出自本县。

正是这句话促使我最终下决心将这本书买了下来。“多产才士”评价让一向自卑的我,有了些许自豪。这些先贤令今天的我们高山仰止,虽然即便奋斗终生也难以忘其项背,但却是警醒鞭策自己学习的动力。由此时时提醒自己,切不可枉担了身为宜城人的名份。

宜城在我们这个小的区域范围是很有些另类的。无论语言发音和人情风物都与周边县份有着明显的差异。包括人的处世和思维方式也迥然不同。我甚至常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我们宜城人的根进行必要探究追寻,弄清我们的先祖是不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迁徙过来?像南方的客家人一样?

宜城人与周边的差异在语言发音上最为鲜明。我们的发声似乎缺了一些元音,这让我常在一些场合遭到同事和朋友们调侃,他们不时会拿模仿我的宜城话发音寻开心。譬如“牛”与“油”、“树”与“富”、“匪”与“水”、“思”与“诗”、“吕”与“李”、“拴”与“番”、“孩”与“鞋”、“月”与“业”、“举”与“几”等等。并且我们很多话的尾音都会像普通话后面的儿化音一样,带上一种让外人听着奇怪并且无法模仿的赘音。如把小牛称作“牛娃子~”,把小孩称作“娃子~”、以及棉袄称作“袄子~”或者“滚身子~”、袜子称作“匪袜子~”、“袖子~”等等。而这些名词后面的“子”都是由一种奇怪的弹音自然带出来的。这些是外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模仿的。因为发音是舌尖自然带出来的,而名词后面赘有的“子”也并没有规律可循。譬如我们说脸盆是“洗脸盆子~”。把“茶杯”说成“茶杯子”。但外人常会循着这个规律来模仿我们,在说了“筷子~”之后再把空碗说成“碗子~” 就很可笑,听着十分别扭,让人想起东施效颦的滑稽。

刚走出去时便觉得宜城的话特别的土气,经外人模仿学舌便更感觉自惭。于是便尽量避开宜城乡土话,努力学说官方普通话。许多走出宜城的同乡也有着与我大抵相同的方言羞愧感,在外面时间稍久些,便在有意无意中把那些宜城土语特征渐渐抹掉了。然而随着年岁和见识的增长,我对方言土语有了新的认识。方语土语其实是人的一种身份认证,一种区域文化的符号,并无优劣土洋之分。所谓土气,其实是自己自卑心理的心灵折射。许多城市在吸纳外地人口中很注意保护本土方言。如重庆电视台开办的“重庆夜话”节目就是为了彰显本地土话。在经济活跃的沿海地区,如温州、东莞、广州等地,包括大上海一些区县的公交车,报站名时都先用普通话,然后是英语,最后用本地土话再报一次。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土的文化。特别是上海这类大都会,这种保护意识反倒极强。而在最为开放、接触外洋最多的大上海甚至为原生态土话被侵蚀而深感忧虑。在上海数字电视上百个频道中有很多节目都是用本地话制作播出。内容涵盖戏剧、曲艺、娱乐、网购、搜房、社会经纬、法制教育等好多领域。有个频道还专门把热门电视剧用上海本地土话重新配音录制。

这些现象都让我对自己的家乡宜城土话进行反思。宜城曾是楚国早期的都城,这独一无二的宜城土话或许正是早年楚国朝廷的官方语言呢!我想我们不必再为宜城方言感到自卑。并且对宜城土话逐渐看重起来。这独一无二的方言土语可以让你在潮水一般的茫茫人海中很轻松就能找到同乡。凭借一句宜城土话就能在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群中获得同乡的帮助。我这些观点也影响了后人,我的女儿在上海生活十年了,至今仍是一口道地的宜城口音,小外孙学宜城话也特别地快,跟着外婆没几天就满口宜城话了。在大上海的花园小区,一片吴侬软语之中,我们一家人的宜城口音显得特别地突出。女儿上班的上海大学是本地高校,同事和学生多是江浙口音。但她一句上海话也不学。她说,衣服和语言都是外在的,而自信存在于自个内心里。这话让我很是欣慰。也凭添了几分自信。是的,无论我们有无成就,无论在外混得怎样,我们都是正宗的宜城人。

本份厚道,不趋炎附势,是宜城人的主流性情

据我多年的观察,宜城人不止是语言上有特点,其性格也比较鲜明。宜城人口已有56万,个性当然也千差万别。但如果把宜城人作为一个群体,相对来说,宜城人耿介直率,本份厚道者居多。具体表现在不喜欢攀结权贵,不趋炎附势。

中国古代文学中结义的故事很多,最典型的有《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文学作品的熏染下便渐渐派生出一种“结义”的文化来。 非亲非故的人,因为心性相近志趣相投,或者在某一阶段境况利益诉求一致,都会“义结金兰”。只要在一起磕个头拜了把子,两个陌路之人就成了“异姓兄弟”。特别是在外闯荡的人最热衷于“结义”。“结义”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借势。即个人独自面对未知世界时借助外力分担未知的风险,或者借助他人成功之势来降低自己打拼奋斗的成本。而这种借势多喜欢以地域籍贯为标识。如果在国外,见到说中国话的人就感到亲近;如果在国内,同一省份或同一县份的籍贯也会让人产生地域亲近感。历史上形成的各地商帮便是利用地缘相互借势的典型例证。大的概念有徽商、晋商、浙商、粤商、闽商,小的商帮又有温州商帮、潮汕商帮、宁波商帮、赣州商帮、关陕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湖州商帮、南浔商帮等等不胜枚举。最善于抱团的要数温州人为天下第一。而我们宜城人在这方面却与众不同。据我观察体验,宜城人群体意识较差,基本上没有帮派观念。便是乡党之间仗义互助也是个对个的个案行为。

以我个人在襄阳工作阶段的体验,也足以为这个观点找到印证。

襄阳虽然就在家门口,但毕竟是在宜城县域之外,并且是历代州府治所,机关社会团体和工商各界的人员构成,自然比宜城本乡复杂得多,不仅来自附近七县市,也还有不少外市甚至外省籍人士。就我所知,上世纪80——90年代,地域政治观念在许多干部中根深蒂固。曾记得,一旦市委换了书记或者分管干部的副职领导,不久就会来一波干部调整。如果这个新任市委书记是N县的,N县籍的干部便格外活跃。互相联络、攀附,很快织起一张关系网。并且在不长时间里,市直要害岗位的人事便渐渐换成了N县人。又过几年,L市的人调来当了市委一把手,L市籍的干部们便兴奋起来,很快结成紧密型的沙龙时常聚会。不几年,一些重要部门的一把手便开始不显山不露水的微调,权力渐渐向L市籍的干部转移……

这种风气延续很久,直到中央明令要求地方党政主官和敏感部门主官必须异地交流的文件下达,这种风气才渐渐有所改变。

然而在这种现象将近20年的时空里,宜城籍的干部却仿佛置身局外,任凭上层人事频繁更替,各人安分守己,洁身自好超然事外,人人皆是一幅姜子牙钓鱼般的冷竣。

客观地说,在襄阳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宜城籍人士是不少的。政府、党委、组织、人事、军警、金融、工商、产业、文教、媒体等领域都有不少宜城籍人。市委常委有之、常务副市长有之,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有之,人大、政协副职、局、委主官就更多了。总之,执掌权柄的宜城人也不在少数。然而据我所知,却并没有谁刻意去串连联络。偶尔也有热心的宜城籍熟人聚会,也是个对个单独松散联络,多不超过一桌。饭桌上多是谈些私人情谊,极少涉及政界人事的是是非非。我记得常有来往的宜城籍人多以兴趣爱好为纽带。比如从军队转业到市环保局的邓家顺同志,偶尔组织聚会,喊的多是爱好写作的文友或一同参军入伍的战友。

市人大机关的副秘书长郑发国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时常会组织些小聚,但请的也都是如我这类无权无势的熟人乡亲。并且聚会中从不涉及官场是非。而从组织部调到房产局的刘德祥同志,也组织过几次小聚,但他请的都是从领导岗位上已经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老领导。

当然宜城籍人在襄阳工作的人数众多,品质也会有良莠之分。但趋炎附势现象仅只在个别人身上有所反映。因此有人说宜城人一盘散沙不善于抱团,而我恰恰认为这是宜城人本份厚道品质的体现。

我自己因出来工作较晚,在宜城工作时间很短,朋友也并不多,且都是在写作过程中结识的文友,比如郭自友、全国锋、胡兆勇等同志。每每遇见总是热情相待。特别郭自友同志,他是我挂职孔湾镇期间,在帮县委筹备全省党群科技教育现场会材料时熟识的文友。他作为组织科长,领着我一起天天下乡调研,跑遍了十个乡镇,一起研究写材料长达数月。之后来往并不多,但我们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记得有一年省作协为我举行作品研讨会,我是邀请他作为嘉宾参加的。可是在开会之前,他早早就赶了去帮我四处张罗布置会场,摆布花篮和会标。而会议开始介绍来宾念到他的名字时,他已经悄然离去了。那个情景使我至今难忘并时时感念。像我这样一个手无半分权力的人能给他带来什么呢?他所看重的无非文学和友情罢。我想,这就是我们宜城人的性情。

行事谨慎,小富即安,是我们宜城人的共同弱点

宜城地处汉江河谷地带,农耕经济发达。宜城人虽然也有食不裹腹的日子,但都是基于政策的人为原因。一旦政策放开,宜城人不仅温饱无虞,而且相对富庶,经商的欲望便不是很强。与外地人相比而言,吃苦精神也较差。记得小的时候,常见从门前襄沙公路(即今207国道)上河南老乡拉着板车,载着家小一路向南辛苦跋涉。走到哪天黑就到哪歇,马路牙子边把板车一支,一家人就挤着睡在下面。遇上雨天,常有人拖了板车踩着烂泥到我们公路边人家来借屋檐躲避。带的红薯干吃完了便拉下脸就地讨要度日,天晴后又上路继续向南。这时候我们本地人便发着各种感叹,“河南人真遭孽呀”、“要是我,在家挨饿也不出门……”

这种思维较为生动地反映出了我们宜城人的典型特征。怕吃苦,安贫乐道。对生活要求不高,温饱即可,小富即安。再扩展开去,便是不思进取。原本我们宜城人的心性是很聪明的,然而正是这些性情特征阻碍了宜城人商业智慧的发挥,使宜城至今未能出现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商界巨子。

随着农民南下打工潮的兴起,宜城人也开始有了变化,不再甘心守在几亩田地里。宜城人去广州、东莞方向的也不少,但不是主流。而去温州的才是主力,据估计有七八万人。

我在2011年秋在温州作金融调查时,特意去看望了一位长期在温州打工的家门叔丈。这叔丈只是个辈份,比我还小几岁,当年我在农村时两人相交甚厚。他有技术,会开车修车,思想也较一般农村人前卫。他是最早发现温州机遇,最早走进温州的宜城人之一。他大约是1995年前后去的温州,具体工作是帮当地老板开大吨位卡车从港口拉集装箱。那时温州经济开发刚刚起步,他应该有许多机会的。但因为生性不愿冒险,加上当重卡司机工资较高,一年能有6万左右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相当诱人了。所以他很满足,并且把自己兄弟和家门亲戚带去了不少。然而17年过去,我去看他时,他仍然在开重卡,而且身体不再强健,精力也大不如当初。货币贬值幅度很大的情况下,他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在他租住的小屋里,我就这个话题与他讨论。他承认我说的性格弱点,就是小富即安,不敢也不想冒风险。他见证了温州的崛起,其间的确有很多机会。但他每每在犹豫过后就放弃了。现在想来有时会后悔,但很快就释然。因为他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老家房屋翻修改建了,儿子也娶了媳妇。按他的说法他原本就没有大的野心(志向),所以也心安。我向他询问宜城在温州打工的人数,他说没有十万起码有七八万。不过很少有做贸易或开工厂的,绝大部分为重卡司机和保姆。

叔丈的经历和宜城人在温州从事的职业引起了我的深思。这大概就是我们宜城人的性格弱点吧。

而且无论在本地或是在外地,我们宜城人都缺乏温州商人那种抱团精神。宜城人各自独往独来,单打独斗。

或许可以这样说,宜城人在外多是凭自己能力生存。也就是宜城人常说的“翻硬跟头”。

宜城人的这种性情在人格上近乎于清高,客观上却失去了很多机会。这也是宜城人无论从政从商都鲜有大成功者的原因所在。

重教崇文,喜好读书,是宜城人未来希望之所在

宜城崇文重教并且特别青睐文学,这大概是由于宜城出过大诗人宋玉和大学问家王逸的缘故。这个传统风尚常常令我为之骄傲。记得我还是一个农村青年时,因为喜好写些文字(这些文字当时还称不上文学),很快就引起各方重视。也受到县委宣传部吴兴汉副部长(后来做到市人大副主任)、县文化局张继明副局长、区社文化站曾宪德、詹务正等领导的热忱关心。其间虽然因为自己负责的养蜂场遭到洪水淹灌挨了驻队县领导的严厉批评,但这些同志从没有冷落我,一直尽他们所能为我创造着学习写作的条件。再后来我去了县文化馆工作,更是深切感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们对文化的重视。记得1984年那年,我策划在县文化馆举行一次“宜城县文艺界茶话会”,邀请了县四大家领导出席。当时的县文化局领导根本不相信这些领导会来文化馆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没想到的是,凡是收到邀请函请并且在家的领导们居然都齐齐来了。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会后就成立了宜城县文学创作学会。这是新时期襄樊市第一家县级文学社团组织。此后的文学活动得到各方面支持。记得组织部王银亮同志还用党组织活动经费支持我们办《宜城文艺》,来文化馆参加创作培训班的青年很踊跃。那些情景至今仍令我感念不已。试想当年如果没有这些领导同志始终不弃的帮助,我也不可能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坚持下来。

与文学并重的还有教育。宜城财力虽然有限,但历届政府对基础教育都十分重视。按照社会人口比例来算,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是最舍得下本钱的。在襄阳的七八个县市区中,宜城的人口基数并不高,至今不过56万。但历年高考上线人数和上清华、北大等中国公认名校的考生比率在全大市内总是名列前茅。重教,这是一件最给宜城人争脸面的高雅名片。虽然目前宜城容留人才的空间有限,使高考走出去的考生很少回到宜城。但这不必忧虑,走出去的年轻人多了,能在外面把事业发展起来,也会促进宜城人性情的改变。我手头无资料,对留驻外地的年轻宜城人发展业绩不了解,但仅从我们余营村五组(原地名刘家洲)一个名叫郑桂英的考生身上,已经欣喜地看到了年轻一代宜城人的巨大变化。

这个叫郑桂英的姑娘家里,是那种农村随处可见的贫困户。姐姐考上了中专当了医院护士。而她自己坚持要读高中、考大学。记得当年她的中考成绩是561分,过了宜城市一中的分数线了。但市一中却不知为什么不录取她。结果被二中录取了。我当时正以党委副书记的兼职身份在孔湾工作。我知道这姑娘很刻苦,听说这事感到不公,便去一中找校长理论。当时的校长面对我的质疑,提出了一个听着不可思议的理由,说是她的数学单科成绩不高。我想这是一种托辞,因为录取政策要的是总分。她的总分已经高出了录取线好几分。于是我去找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沈均翠同志。沈副市长很重视此事,亲自打电话过问并写了张介绍信让我去找市教委普教科长,科长领着我又去找校长。校长这时才不得已露了底说,“现在谁写什么都没用了,襄樊市招办已经都备案了,一中指标都满了。你们要让这个考生上一中,就只能做补差处理,交3000元钱把档案转到一中来。”

我虽然气愤,但却人微言轻无法改变。转念一想也算一条出路,能进一中读三年高中,凭这学生的刻苦精神考上名牌大学肯定没问题。便兴冲冲回到余营村找她的家长。然而她家的门上却挂着一把锁。问隔壁邻居说是一家人背了干粮进山打山莲果(山楂)去了,不知几时回来。1993年的通讯还十分落后,我站在上了锁的门前叹息良久。一周后他们一家人从山里回来了,也不知打下山楂果能值几何,听到我帮他们奔走的消息只表示了淡淡的谢意,说,“伟举是好人好心,就是我们在家也不会同意出钱上一中的。3000块呀!?我们上哪儿去弄?”我黯然神伤。感叹这孩子生错了家庭,一个优秀的考生前途就这样被草草决定了。后来得知郑桂英这孩子在二中学得也不错,三年后高考最终还是上了一本线,但却是名不见经传的秦皇岛燕山大学。再后来,听到她的母亲说了些郑桂英艰苦求学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说家里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有点钱就寄点去,没有了就不寄,但是姑娘懂事,从不向家里要。假期从没回来过,就在学校附近打工做家教挣生活费。那时助学贷款还没有兴起,生活费接不上了没钱买饭票就干挺着。捱到星期天借个自行车卖一天面包就把下一周的饭钱挣到手了。这位母亲讲来本是赞叹女儿懂事,却令听者嘘唏,至今我想起这个姑娘的求学精神仍会潸然泪下。

但这孩子最终做成了大事情。毕业后她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做了两年报关业务员,很快就探明路线图自己注册公司当起了老板。今年春节我在乡下,想去问问她的情况,没想她把父母都接到广州住去了。得知我回来了,她母亲给我打了电话,详细地讲述了女儿的发展情况。说是现在做外贸不太好做,但她却一直顺风顺水,并且已进入了广州房地产业,新建了21个单元的住宅楼,眼下正在热卖中……

郑桂英的成长发展经历很让我高兴,因为她代表了新一代宜城人的转型。不再是小富即安,不再是浅尝辄止。以她的沉着稳健和志向,在不久的将来,南国广州没准会出一个宜城籍的富豪呢。

新一代宜城人不再留恋肥沃的土地,彻底走出了农耕经济的思维,他(她)们的目光远大,前程无法估量。我相信,摒弃了保守恋家弱点的新一代宜城人,如果能继续重视教育,如果在接受新观念的同时能将诚实厚道遗风继续发扬,那么我们宜城人终有一天会在世界大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