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城为我人生奠基

发布时间:2018-03-27   来源:楚都宜城网     

王化容

一、乡土文化教我做人

儿时,大人向我讲述了村边金姑潭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传,金姑潭原来是一个村庄,长着茂密的竹林。一年,村里金姑家厨房的水缸旁边长出一根竹笋。金姑把竹笋当宝贝一样呵护,经常浇水,使竹笋长得非常茁壮。金姑那凶狠的婆婆,十分讨厌金姑给这棵竹子浇水。她趁金姑坐在院子里梳头之机,在厨房里偷偷烧了一锅开水,准备把这棵竹笋烫死。正当婆婆一瓢一瓢地往盆里舀开水,准备往竹笋上泼时,一条黄狗跑来,张嘴衔走金姑手中的梳子就朝门外跑。金姑慌忙站起身来往门外追。刚追出百十丈远,忽听身后轰隆一声巨响,整个村庄顿时变成了一个大坑,坑里泉水翻滚,没多大一会儿工夫,就变成了一口大水潭。据说,那棵竹笋就是龙的一支角,那条黄狗就是龙变的;待黄狗带金姑跑出危险区,那个恶婆婆便将一盆开水泼到竹笋上,烫得那条龙摆动身驱,将村庄变成了一口大水潭。人们为了颂扬善良的金姑,便将这口潭起名为金姑潭。

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个考生救落水蚂蚁得到好报的故事。说的是,过去一个赶考的考生,见河里漂来的一棵草上爬着一只蚂蚁,便立即把草捞起来,将蚂蚁带到岸上放了生。这个考生考试时,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字上掉了一个点。一个蚂蚁一动不动地爬在这个“点”的位置上,为考生弥补了过失,使他考取了秀才。

父母亲都不识字,对一些事情说不出多少道理来。为了教育我要多做好事,莫干坏事,往往编一些“禁忌”、善意的“谎言”来“骗”我。比如,“看女人屁股,眼睛要长眺疹——麦粒肿。”目的是教我要学好,讲道德,不要做出流氓的事儿来。又如,“用写有字的纸擦屁股,会得罪孔夫子,会笨得读不进去书。”目的是教育我要尊敬老师,尊重文化知识。再如,“不要打壁虎子。一打,它的尾巴就会掉下来蹦到你耳朵里,把你耳朵搅聋。”目的是要我保护益虫壁虎。人们崇尚圣洁的月亮。大人为了不让我在月亮下玩耍说脏话、骂人,就编了一条善意的“谎话”说:“不要指着月亮说脏话、丑话,那样就会长‘割耳’——耳朵根子就会长疮、溃烂。”……

这些乡土文化虽然都具有因果报应的色彩,没有多少科学依据,但它在我幼小心灵中深深地种下了向善的种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让我铭记在心,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父亲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一次,他见家族的一个叫“义娃子”的侄儿,欺负一个单门独姓的“容儿”时,立即上前劝阻:“有事好好说,不能欺负人家小姓的人。”那个侄儿不听,仍摆出一副仗势欺人的架式。父亲上前连吓唬带推搡地把他弄走了。父亲的行动让我懂得,人都要正直无私,要讲友爱,要互相帮助。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月领到43.5元工资后,就匿名给家庭困难的“容儿”家寄去了10元钱。他们费了好大的周折,弄清是我寄的后,十分感激。当我父亲患重病时,我不在家,“容儿”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搬到我家住下,日夜照护,直到我把父亲接到襄阳生活为止。

解放前,保长派我父亲远房的一个雅号叫“官爷”的兄长,到南漳去修百里长渠。伯父因身体不好,加之家里穷得连粮食也没有带的,急得在家里直哭。父亲听说后,连夜赶到他家劝说:“别哭,怕啥子?你不能去,我去顶你。”第二天,父亲带着粮食和工具,顶替这位兄长上了南漳长渠工地,干了一个多月。后来,他在襄阳上简师的儿子国元,第二天上学连过河钱都没有,急得两老在家抱头痛哭。父亲晚上到他家串门,慷慨地说:“有啥事跟我说,哭也哭不出钱来。没得钱,我帮你找去!”说完,就敲开一个侄儿的家门,直截了当地说:“化美,国元明天要到襄阳上学,连过河钱都没有。我知道你今天粜了一布袋芝麻,手里有钱,先借点给他。我明天还你。”化美极不情愿地说:“小叔,我这钱要等着籴蚕豆推粉的。你借去,我咋办?”父亲恳切地说:“你这钱只是救个急。我明天上街粜了芝麻就还你,不会耽误你的事。”父亲拿着化美借的钱,打发国元第二天一大早上了学。第二天,父亲扛了一袋芝麻上街,约了化美,当场还上了先天晚上借的钱。

父亲的善心也得到了回报。国元襄阳简师毕业后,回到老家办私塾。那时,我刚五岁。伯伯就对我父亲说:“国元在教书,叫贵元也到学校里来读书,摸摸学规。”并一再叮嘱他儿子,对我实行“三不”政策:“贵元来上学,一不准收学费,二不准吹胡子瞪眼睛地吓唬他,三不准打板子。”

父亲还做了好多好多帮助、接济别人的好事,都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指导我做人处事要行善积德。可以说,我是父亲的一面镜子。在我做的好多好事中,都可以找到父亲的身影。

二、父兄励志管我终身

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扁担倒下去是个啥字也不认识。但他思想很开通,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不仅老早让我读私塾,还动员别的家长,把孩子送去读点书。他记性好,喜欢听故事,并用他听来的“甘罗十二岁当宰相”的故事,来激励我立志成才。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养儿胜于我,要钱做什么?养儿不如我,要钱做什么?”用这句话激励我要好好读书,做个胜过他的人。

每天放学回家做作业,父亲总要端把椅子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做。他虽然认不得字,但做完后,总要把我做的作业跟书本上的一个一个地对照检查。一次,我写大字时,把“步”字写成上头一个“止”字,下头一个“少”字。他一笔一划地检查,发现我写的跟书上的不一样,就指着“止”字下面的部分说:“你看,人家书上咋没有右边那一点呀?你是不是写错了?”我一看,“步”字果然没有那一点。父亲教我学“步”这件事,使我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读书写字,以至干任何事情,都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马虎就会出错。这让我受益终身。

1954年春节,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带我到一个伯伯家拜年。家族的一个哥哥也在那里拜年。他把我和伯伯家上六年级的小儿子大山叫到面前说:“我出几个题目考你们,谁先答对一道题,我就奖给谁一万块钱(相当货币改革后现在的一元钱)。”这一下子把我们两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他说:“一个罐,斤十七,连油带罐二斤一。你们说罐子有好重?油有好重?”

我扳着指头一算,抢先说:“是个空罐子,没有一滴油。”

族兄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一斤是十六两,十七两是一斤零一两。‘斤十七’恰恰是‘二斤一’。所以是个空罐子,没有油。”

族兄拿出一万元奖给我,被父亲制止了。

接着,族兄又出了第二个题:“木马板凳三十三,一百条腿地上站。木马是三条腿,板凳是四条腿。你们算有几个木马,几条板凳?”

上小学还没有学代数,我就采用“走极端”的办法算。先走第一个极端:假设是一条木马、32条板凳。那么,光32条板凳就有128条腿。显然不对。接着,又走另一个极端:假设只一条板凳、32个木马。这一下子就对了:32个木马有96条腿,加上一条板凳4条腿,刚好100条腿。我又抢先算了出来。

随后,族兄又出了几个脑筋急转变的题,如,“树上有十只麻雀,‘呯’地一枪打死了一只,树上还有几只?”“一张桌子四个角,用锯子锯去一个角,还有几个角?”……我都抢先答了出来,受到族兄的称赞。风趣幽默的伯伯在一旁指着我奚落他的小儿子说:“你才上五年级,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大山就上十八年级了(上了三个六年级)。”父辈及兄长的鼓励,更增添了我学习的兴趣。

1958年春节,我上初中三年级时,到外婆家拜年。我的一个读过几年私塾、后在一家乡镇供销社当主任的表兄,向我讲述了清末我们下王家集出的翰林院学士、襄阳府志总纂王万芳的一些故事。

相传,王万芳在襄阳考秀才时,有一道题是:“请在一寸见方的小木板上,写出从一到万的数字。”别的考生一看题便搔耳捞腮起来:“这么大一点小木板,怎么能写得下这么多数字呢?”王万芳看后不屑一顾笑了笑,挥手用十二个字完成了这道题:“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彰显出他的大智慧。

临到看榜时,人山人海。他因个子小,看不到,就让父亲把他举起来,一“丫把叉”骑在父亲的颈脖子上看榜。旁边有人窃窃私语地说:“子将父作马。”他听后当即反驳道:“父望子成龙!”与前面的指责形成一副很工整的对联,显示出他超人的才华和很强的应变能力。

一次,王万芳到他一个同学家去玩。这个同学见自家稻场上晒着稻谷,一群饥肠辘辘的鸡子正咕咕咕地在那儿吃稻谷,一个小孩拿着一根竹竿正驱赶鸡子。同学便用这个场景出了上联:

鸡饥咕谷童筒赶;

王万芳听后不动声色,随主人走进堂屋。他抬头看到一只老鼠躲在屋梁上乘凉,便咳了一声,使老鼠吃惊地跑掉了。他便用这个情景对出了下联:

鼠宿凉梁客咳惊。

还有一次,朝廷里一个监考官到达武昌,看见黄鹤楼上有一副匾额写着“惟楚有才”,心里很不服气。等坐船从汉口到达襄阳,看见岘首亭后,便在考场上用岘首亭的形状出了上联:

宝塔尖尖七层四面八方;

王万芳看见监考官出的上联后,觉得非常浅薄,把手摇了摇,便扬长而去。监考官这时轻篾地对随从说:“还说惟楚有才,这么简单的上联就没有人能对出来,岂不笑话?!”

随从悄悄地对监考官说:“大人,刚才来的那个人,不是已经对出来了吗?”

监考官不解地问:“他摆了摆手就走了,你怎么能说他已经对出下联了呢?”

随从解释说,他摆摆手就是他的下联,意思是:

玉手摇摇五指三长两短。

监考官听后恍然大悟,叹服“果然惟楚有才”。

本地大人物的故事既令我骄傲,也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给了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三、勤奋种子结出硕果

1935年涨大水时,我的祖父被大水冲倒的房子塌死了。当时只16岁的父亲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父亲十分勤劳,每天早晚总要撅着粪筐,在村里的几条路上转悠几遍,看见牛粪、狗屎都捡回去,倒在粪窖里沤制后再拿去上在地里肥庄稼。所以,我家三四亩地的庄稼长得很好。

在我这一生中,都是用父亲捡粪的精神来指导自己读书、干事、做学问。我的座右铭是“个人修身敬业,学好加减乘除”:

用加法积累知识,追求卓越;

用减法去掉毛病,超越自我;

用乘法回馈社会,报效国家;

用除法对待成绩,挑战极限。

第一句话就是用父亲捡粪的精神制作出来的。这是我的立身之本,敬业之基。

我是“三门干部”,改理从文后,了解群众语言甚少。我就像父亲捡粪那样去收集谚语、俗语、歇后语、古典诗词。早晚带个收音机,随身带个小本和笔,吃饭时,听到好的观点和群众语言,放下碗筷记下来;睡在床上,听到好的观点和群众语言,马上披上衣服、拧亮电灯记下来。无论走到哪里,听到好的观点和群众语言,或当场记下来,或多默背几遍,事后再追记下来。1975年,我特意申请到随县(今随州市)农村驻了一年队。我的住户老妈妈特别会说,一个普通现象,经她一说,四言八句的,十分生动。我放工回来,就帮她做事,跟她聊天。那一年,我记了大几百条群众语言。回到家,我就向母亲、老伴学习语言;看电视,也拿个本子和笔,把好的群众语言记下来。这为我用大白话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新闻知识,我也像父亲捡粪那样一点一滴地学。向我的同事、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金全敏社长、李凡借新闻讲义读;在资料室借阅和抄录旧的通讯刊物;到外地出差,必到新华书店“淘”购新闻书籍;向老记者学采访;向老编辑学编辑知识;向老摄影记者学摄影;把老记者写得好的文章当范文读,照葫芦画瓢;认真剖析一些好的新闻作品,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我还像父亲捡粪那样去学习语法知识。我借给报社年轻职工补习语文的机会,重温了1956年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通读了《大学语文》、《中学教师语文教学手册》、吕淑湘、胡裕树的《现代汉语》等。3个月语文课补下地,为我后来写稿、审稿铺平了语言文字道路。

我还像父亲捡粪那样向群众搜集新闻线索,用大白话写出来。40多年来,我写了数百万字的各类作品。即使在保康驻队,一年也写了100多篇“扶贫日记”,刊发在晚报为我开辟的专栏里。

我还像父亲捡粪那样收集资料,著书立说。

——我把群众来稿中的好东西、不足处收集起来,给他们写信指出来,并以此为基础,与人合著了《通讯员修养与写作》一书,23万字。

——我把群众来稿中的好标题、差标题记下来,看报时记下1300多条好标题,经过研究,写了《标题ABC》一书,20万字,被评为全省新闻专著二等奖。

——我利用参加全国、全省会议和评好新闻的机会,收集了很多风俗人情、风物风貌的故事,写成风情散文。日报专门为我开辟“神州风情”专栏,一周一篇,发了七年半。我从300多篇中选了200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神州风情录》一书,15万字。

——我还注意在新闻实践中抓点子,写了六七十篇业务论文,并选了63篇、33万字,结集为《索径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我还采写了人物通讯、专访、事件通讯、工作通讯、概貌通讯200多篇,选择175篇加上点评,计53万字,结集为《奋蹄集》,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我在审稿时,记下记者通讯员稿件中的差错3000多条,顺便记下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初步修改意见等,计25万字的资料。我把这些差错分了二三十类,用幽默风趣的故事串起来,逐条剖析,正撰写一本《新闻差错趣谈》的书,约50万字。

——我还把平时写的诗歌、对联、散文、电视脚本结集为《流萤集》,约为30万字,留作纪念。

这多年来,我前后记了200多本笔记本,参与主编并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记者打工札记》、《报苑春秋》、《新闻论文集》、《报苑心志》等13本书,计428万多字。

退休以后,我仍坚持父亲那种捡粪精神,看书看报都记电脑笔记,写电脑日记;担任市新闻出版局审读员,认真阅读各家送来的报纸刊物,写好审读报告。

俗话说:“打墙不坏头一板。”是家乡文化给我打下了好的基础,我才能有今天。位卑未敢忘家乡。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家乡父老乡亲表示衷心感谢,也为没有给家乡作什么贡献而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