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城,我的第二故乡

发布时间:2018-03-27   来源:楚都宜城网     

程本兴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我在宜城工作、生活不觉中已有47年!在这里,我饱尝了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文革的风口浪尖,农场的劳动磨练,幸福家庭的组建,教书育人的血汗,参政议政的谏言,转危为安的惊险,为宋玉正本清源,向巨匠名家叫板……一次次地接受宜城衣食父母的关爱、劝勉,一回回地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我的心、我的情、我的命、我的方方面面,都与这楚国名都、宜居之城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宜城,我的第二故乡、精神和物质的家园!

一、在风雨如磐的严冬,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71年前,我出生在襄阳市一个小商店。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以及上大学之前的青年早期。那座生我养我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我的第一故乡、人生的起点。

1965年我从华中师院中文系毕业,像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用鲜血写下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志愿。党组织满足了我的誓言;把我分配到了湖北的“西伯利亚”——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急需人力支援的襄阳地区。一到襄阳那天,我就和大专院校毕业实习生们共同投入到抢秋收、修样板田的火热战斗中。春节后,奔赴随县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万人工作团”,在环潭区红星大队蹲点,我任工作组材料员。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到了乡间,上级指示我们离开随县,我便投入了大串连,在当时那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错误思潮的驱动下,逐渐为失控的群众运动所裹胁……

1967年春节后,我来到了正值严冬的宜城。站在十字街放眼望去,只见东、西、南、北四条街道的两边零星地搭建着木制的大字报栏,上面贴的大字报残缺不堪,市面很少有人,非常冷清。当天人们都在县政府看公捕大会,我赶到现场见到了之前结识的宜城干部们,大家纷纷喊着“欢迎小程同志发言!”……由此,我一步一步地被卷入“文革”,后来还当上了县革委会的委员。县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就是由我起草和宣读的。

1971年秋,我被送到国营流水农场劳动改造。在那两年半的脱胎换骨的劳作中,我在农工们的帮助下,学习养牛、种田、割蜂蜜、管桃园,参加防洪、抗旱、灭火等抢险工作,心悦诚服地经受着种种磨练和考验。那时,我挑担子,一担能挑一百柒十多斤;扛蚕豆麻袋,一次能扛两百斤送进粮仓;麦收“四快”时,能一连大半个月不上床睡觉,深更半夜还在抢场……农场学校放寒暑假时,白天我和农工一起干,晚上还主动加班——辅导农工的子女做作业打珠算,教半文盲的大姑娘和小伙子学文化,编顺口溜、写对联。偶尔被批准去流水镇、县城关一天,便提前到部分农工家里登记,代买女人们喜欢的有机玻璃扣、各种针线和男人们想要的旱烟袋、几分钱一盒的大公鸡牌香烟……品赏着大家的笑脸。我和农工的感情融成了一片。

1974年春,我回到了宜城一中,给高中生讲政语课。不久,党组织批准了我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的申请,党龄从1966年6月算起。第二年,经学校党支部书记周镜明的爱人介绍,我与服装厂技术能手汪美勤喜结良缘。当我们的儿子降生时,大家正在传诵毛主席诗词《鸟儿问答》,岳母便将我们的儿子取名为程鹏。这样,儿子的故乡在宜城;我也在宜城扎下了根。

1975年8月中旬,我结婚还未满一个月,组织上把我调到南营中学(宜城二中),教两个班的语文、当广播室播音员同时兼党支部的文书。很快就与师生员工、“贫下中农驻校工作队”的同志们打成一片。

毛主席逝世后不久,我进“学习班”接受审查,下放到二龙山农场劳动。这是南营高中的校办农场。在这里,我进一步练好了日后从事繁忙工作所必需的身体,练成了宽容、和善、沉静、谦恭以及坚毅的品格。

二、在拨乱反正的春天,为她默默地奉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拨乱反正的春天终于来到了。

1979年我在农场刚过完春节不久,学校就通知我返校上班。当时,提高教学质量已成了学校的重点。我教高一两个班的语文。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高一期终统考在全襄阳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暑假时,我给县的领导寄了一份《关于在南营高中开办文科重点班的建议》,建议从实际出发,不强求优生都学理科。这份建议收得到了各方领导的支持,并决定由我当班主任负责文科重点班的组建。我和全班学生一起上山砍柴、一起下田种菜、一起上课自习、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在教室内的后墙上贴出了“比、学、赶、帮、超,看谁德、智、体、劳总分高,看谁最后笑得好!”的巨幅横标,下面张贴着对每个学生量化管理不断变化的大型示意图表。师生一条心,奋力向上拼,有了进取心和自觉性,师生都有劲!

1980年初春的一天,县委专案组一行4人突然来校要处理10多年前我在文革时派性争斗的问题。党支部大会开到深夜一点半,包括我在内的5位党员持不同意见,但少数服从多数,专案组宣布了处分决定:开除党籍和工作籍,留校察看一年,每月发给生活费33元,以观后效。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我签了字并注明有保留意见,连夜写了8000字的《申诉书》交给了专案组长。第二天拿起教材和粉笔,依然精神抖擞地给学生们上语文课。当年期中全襄阳统考,我们这个班的成绩大大缩小了与县一中文科班的差距;继续努力,高考赢得了空前的好成绩:全班半数以上的农家子女被大、中专学校录取,傅跃龙同学的总分居襄阳地区文科第一。我们为家乡宜城的父老乡亲争了气!

1982年秋,我担任南营高中文科重点班的班主任。1983年高考全班的成绩超过了省重点高中(襄樊四中和五中)的文科班;董红兵同学摘取了襄阳地区文科总分亚军。同年8月,我在襄阳地区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又一次为家乡宜城的教育作出了贡献。

1985年4月下旬,我被调回宜城一中,全力解决被外地招聘去的两位知名教师遗留的紧迫问题。狠抓基础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加大应试作文的评讲和练习;突出考点,兼顾全面,点面结合,先死(记)后活(用)。使他们顺利地参加高考,取得了好成绩。

1987年,我担任一中教导处副主任,先后撰写了《关于规范考试的若干决定》和《开办优生优师优惠的“特招班”的紧急建议》,按工作程序逐步上报,直至得到了县委书记李官喜和县长王家康的赞许。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科学管理,效益就高。1990年,我协助副校长胡炜分管的年级,在高考中又获大丰收,其中曾江华、李均志为班主任的3名学生(李东辉、曾庆超、范辛亭)和汪明泉为班主任的1名学生骆爱华分别被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这三所顶尖的名校录取,打破了各县一中的历史最好记录;为宜城一中在此以后连年高考稳居各县第一创造积累了经验、培养锻炼了队伍、奠定巩固了基础。

1994年,我撰写的《关于设立学校“教育教学科研室”的建议》,获得了市委书记刘永培的同意。我担任了教研室主任,及时制订了《教研常规》并建成教研网络,一时掀起了“教研兴校”的热潮。后来,襄樊市教育工作会议在宜城召开,推广了我们的经验,各校相继仿效宜城设立学校中层机构教研室(处)。宜城教育,赢得了全襄阳的赞誉。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全身心地为宜城教育拼搏着;几乎是成年累月地“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平日,除了忙学校的工作外,还兼任襄樊市广播电视大学宜城班的常务班主任,教《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作文课。“舍得身子干好活”,从1980年—1995年,我几乎每年暑假都被选派到武汉参加并负责高考语文阅卷,然后赶回学校给提前到校的学生补课20天;几乎每个寒假,也都要给学生补课10天。在这期间,我还发表了文章60多篇,参与编著出版了书籍10种……

同时,宜城的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也给了我许多荣誉。1988年宜城县委县政府奖励我为优秀知识分子,后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全国优秀语文教师”、湖北省首批“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我被推举为襄樊市中语会副会长、襄樊市教育学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三、在阳光灿烂的夏日,为她侃侃执言

从1994年开始,我被安排担任了宜城市政协第一、二届常委(共10年)。按照人民政协的宗旨,高举团结和民主的旗帜,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方面履行职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每次年会我都提交两三份提案,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等方面,其中近20份被表彰为优秀提案并得了奖。

1995年,宜城设立了“皇城经济试验区”,以税费减免的优惠政策,拉动经济、活跃市场。由于其中开设的麻将馆、洗脚屋、录像厅、按摩店等有涉黄涉赌的现象,于是毁誉参半,成了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政协安排我当副组长带队前往调研。我感到责任重大,越有风险越向前。于是和三、四个委员一起挨家挨户地深入走访,设计各种表格展开调查统计,三番五次地召开各种座谈会,把真凭实据的材料整理出来。最后,在常委会上提交了近300页的调研报告及其附件,同时作了两个小时的专题发言,提出了“边发展边规范”的20多条操作性强的具体建议,引起了全场的高度重视和兴趣。最后,市委书记刘永培在总结时,由衷地赞扬了政协履行职责的重要意义和“程老师调研,就像教书育人一样认真、严谨、落实、心细。”后来,在20多次各种调研及其汇报发言中,我都是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积极进言献策的。

从1998年政协年会开始,政协年会增加了大会发言的议程。“四大家”领导、市直各单位和乡镇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听。每次我都被推选为重点发言人。2002年底,我就《尽快缓解三个危机,确保教育发展持续》作大会发言,宜城市委市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及时组织市直单位分别援建全市42所学校、妥善地解决了校园危房等等问题,并安排我参加检查验收组,确保各项举措落实、赢得了民众的赞誉。

2003年春天,我被宜城市委和市政协联合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政协委员”。这使我进一步坚定了“坚持三个相信(群众、党、自己),奋力向前进”的信念。

我常新旧对比、忆苦思甜;重温自己知恩图报的誓言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强不息、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前行的成功实践,割不断的还是对第二故乡宜城这片热土的依恋!我应守望宜城这片热土——我的精神家园。

四、在硕果累累的金秋,鞠躬尽瘁为她明天更妖艳

2003年8月,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杨斌庆宜城调研。他倡导宜城要打好宋玉这块牌,推动宜城发展;他鼓励我执笔撰文,为宋玉正名、向郭沫若挑战!对此,我确实有些犹豫。杨主席为打消我的疑虑,便拍胸表态:“你不要担心,你写好之后,把我的名字签上,我当第一作者,今后出了问题,我负全责!”接着,张耿灵、陈子成、何志汉、吴广平等给我送了不少资料。杨主席的勇于担当,同仁们的支持希望,促使我把过去积累的一大堆材料找出来进一步研究,写出了《宋玉立身本高洁——对郭沫若先生〈关于宋玉〉的初步质疑》的三万字的文章。年底,此文在《宜城政协》上全文发表。随后,《湖北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民网、中国人大《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30多家媒体纷纷对拙文进行摘发、报道或转载。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环境的日益开放和宜城广大干部群众的热忱和鼓励。

2004年5月12日,在宜城市委副书记李焕珍和宣传部长史发翠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宋玉研究群众组织“宜城市宋玉研究会”,我被推举为会长。同年9月,中国(县、镇)年鉴社出版了拙著《走近宋玉》,我在书中率先发出了改写大学文学史教材的呼吁。当时我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新任宜城市委书记曾玉平,在到任后的第一周就带领几位负责同志特意到寒舍慰问,更激励我继续向前、不能停顿。

2005年中秋节时,我们和稻花香集团联合举办了“楚瓶贡酒文化研讨会暨宜城宋玉研究会年会”。来自北京、湖南、武汉、襄樊及美国的专家学者300余人与会。这是有史以来“宋研”组织与知名企业第一次联手研究宋玉、拉动地方经济的盛会,同时还结集出版了由曾庆全、龙彩葆、余建东和我策划主编的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2006年,在王生铁等领导对我呈交的《中韩主流文化的渊源关系》作重要批示的推动下,襄樊市政府、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与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联合召开了国际民俗研讨会。我以《宋玉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为题发言,第一次提出并阐明了“宋玉文化”的概念,受到了海内外与会者的欢迎。

2007年10月,我在浙江大学参与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宋玉及其作品的和谐思想》为题发言,提出了宋玉故里在宜城、宋玉就是宜城人;应抓紧改写大学文学史教材的建议,引起了与会的中国屈原学会负责人方铭等教授的高度关注。

2009年春,襄樊学院下达文件决定成立宋玉研究所,聘我为兼职教授和所长,负责组织团队为举办宋玉大型学术会议作准备。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研究宋玉的机构。在此基础上,我又抓紧联系国内外专家教授,终于促成了由中国屈原学会、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襄樊学院、宜城市政府联合主办,襄樊学院宋玉研究所、宜城市宋玉研究会共同承办的首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2至24日在古隆中胜利召开。国内19个省(市、区)和港、台地区及日、韩、马来西亚、突尼斯等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以不同方式参与了研讨;由学苑社出版了我为第一主编的《宋玉及其辞赋研究——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于视力太差,老伴自学了电脑帮我打字、收发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那本63万字的论文集中的文章都是她念给我听、我口述意见经她打字发出的。这次研讨会确定了宜城是宋玉故里的地位,被称为国内外研究宋玉的重要里程碑。

2011年4月,中国权威期刊《江汉论坛》发表了我和张法祥教授的《不宜把〈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此文阐明了宋玉之所以能在文学上与屈原并称的主要缘由。同年9月26日,中国屈原学会全体负责人和襄樊学院李儒寿校长接受了我的建议,下达文件决定成立“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中心”,刘刚为主任、我为常务副主任、罗漫为副主任,吴广平和金荣权为成员,我们5位教授组成学术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襄樊学院。这时,我的视力已降至0.05以下,为了使宋玉研究在宜城、襄樊更好的继续,我主动让贤、向襄樊学院力荐刚从鞍山师院退休的刘刚教授来接替我的职务,从11月29日开始,我继续协助刘刚筹办全国性的宋玉会议。

2012年2月我的冠心病复发被迫安了4个心血管支架。出院后,又投入了工作。3月20日至22日,“中国宋玉学术研讨峰会”在古隆中召开。北大、清华、人大、四川师大、华中师大、光明日报社等10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光明网、全国高校网等数十家主流网站对峰会作了报道。同时,我和学生姚守亮联名的《宋赋巫山地理补证》在核心期刊发表。此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宋玉研究的学术高度,我积极推动并协助刘刚、姚守亮、张法祥申报省社科基金项目,千方百计地帮助前两位先后获准省部级立项,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使宋研得以提高。

2013年,我和张法祥、姚守亮分别合作的学术论文先后在《中国诗歌研究》等核心杂志刊登。而我受襄樊市委宣传部委托并负责与姚守亮一同编著的23万字《宋玉辞赋注译析》书稿也全部完成。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2014年元月,我收到长春出版社用快件优先寄给我的一套新编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材(四卷本)!其第一卷(先秦文学和秦汉文学)对宋玉的评介,凝聚了我们10多年来为宋玉正名的艰辛劳动。这是第一次在大学文学史教材中使宋玉与孔子、屈原、司马迁各占一章,体现了宋玉在文学上与屈原并称的重要地位和深广影响;第一次认定了宋玉是我们宜城人;第一次指明了宋玉具有爱国爱民的情怀和立身高洁的品格,并以注释的方式引用杨斌庆和我的那篇论文作证;还第一次指出了宋玉的代表作除了楚辞《九辩》还有楚赋《高唐》《神女》《好色》等,同样也以注释的方式引用了我和张法祥的学术论文。这样一来,宜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将大大提升并会延及到我们的子子孙孙。而2014年,我和张法祥联名的《宋玉美学研究》一书也将面世、步入学术创新的殿堂。

在宜城,我认识到:宋玉故里在宜城,宣传宋玉离不开宜城人。10年来,我组织带领宜城宋玉研究会同仁们凭着各自撰写的论文到襄阳、南漳、黄陂、保康、仙桃、宜昌、孝感、武昌等地,参加理论研讨会议20多场;在省级出版物发表文章40多篇;编创出版了有关宋玉的散文集、连环画册、小演唱、长篇小说等6部,还有电影记录短片脚本、30集电视连续剧本、舞台花鼓戏剧本等也正准备推向向市场。

在宜城,我认识到:宋玉研究的根本,在于学术上要扎深根、站得稳。10年来,我与海内外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联系,谦恭地请教、共同探讨、鼓励创新、孕育出一篇篇高质量的文稿,逐步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信任和尊重,在团结协作中把宋玉研究搞的卓有成效。

在宜城,我认识到: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重在应用;文化研究的成果,不但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动力,而且还能够形成物质财富。我们应当而且能够把宋玉研究的学术成果逐步地转化为利国利民利宜城的现实生产力。

现在,我十分欣慰地看到,在宋玉研究中,我们宜城和湖北文理学院已经联手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竞争力;在襄阳历史文化中,我们已经具备了独特的比较优势,从而为宜城、襄阳今后的科学发展打下了又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

抚今忆昔,感慨无比。在宜城度过的这47个春秋,既短暂、又漫长:那一次次的磨练、一回回的滋养,一口口的苦涩、一勺勺的甜香,一步步地艰难跋涉、一级级地攀登向上……啊,宜城!锻炼了我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学会坚毅、梦想、宽容、守望和不断释放正能量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