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宜城教育

——宜城一中25年教书生涯随想录

发布时间:2018-03-22   来源:楚都宜城网     

谢介龙

1960年9月26日上午,我从襄阳乘敞篷解放大货车到宜城县(今已改市)文教局报到,分配到县一中任高中语文教师,当时刚满21岁。感谢改革开放,1985年3月26日被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中学(今东风高中)招聘,时年近46岁。从21岁到46岁,这25年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我献给了宜城的教育事业,献给了宜城的莘莘学子,我可以说,问心无愧,青春无悔。

当时学校教学班多达30个。有高中、初中、中师,我教两个中师班,一个高一班,共3个班,每周18节课,6个早自习辅导,170多本每周一次的作文要批改。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当时年轻,热情高,一上讲台和学生一接触,心胸十分愉快。

上课刚两周,教研组安排我上公开课。课文是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我上课的“开场白”:“同学们,我们学校旁边的白庙村,有这样一首民歌:有女不嫁白庙乡,又吃树叶又吃糠。要想尝着米粒米,拖有棍子走八方。那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穷二白的面貌呢?今天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会给我们启发与鼓舞。”通过范读、齐读、提向、分析等各种教和学的双边活动。特别是结合毛主席引用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诗句,我恰当联系大跃进,学生十分活跃,听课的老师喜形于色,连在农村蹲点回校休假的校长也来听了,并颇有好感。第一炮打响了。

以后在面向全县教师讲夏衍的《包身工》公开课时,我恰当地结合当时《中国工人》杂志上发表的夏衍《我是怎样写包身工》一文,阶级感情充沛,精讲多练,深受好评。

宜城一中语文组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从我1960年9月进校,到1985年3月离开,25年里,该组先后出了五位特级教师,一位正教授,一位副教授。一所普通的县级中学能汇集如此多人才,实属罕见(有不少是调出宜城后评的)。其中我和另外两位被称为“宜城三夫子”的,更是佼佼者。不仅全县出名,在襄阳地区也颇有影响。“三夫子”的雅号,就是当年地区文教界某领导封的。更让我高兴的是1981年由襄阳师范中专毕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我带的徒弟,竟然也被评为特级教师,真是难得!我在宜城教书时,已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等省和国家级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

1962年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我阅读该书时发现,介绍后汉作家赵壹的《愤世疾邪赋》时,说作家是汉阳西县(今湖北宜城)人。我在宜城工作了两年,没听说过。出于好奇,我找来了宜城县志,查了《后汉书》。发现文学研究所的专家把“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错成了湖北宜城。于是我写了《赵壹籍贯小考》的短文,投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后收到退稿。编辑已将原稿作了多处改动,并在退稿信中说:“原稿改动后拟发表,后因考虑到你的考证方法不当,文字不简洁,现退回。但你的结论:赵壹不是湖北宜城人是甘肃天水人是对的。我们已将此转告了文学研究所。他们在再版时,将修改更正。”后来再版时,果然改了。我的文章虽未发表,但纠正了文学研究所专家的错误。这对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该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大家只要把1962年的初版和后来的再版一对照,就可以证明我的话是不假的。

我不仅给高中学生上课,而且参与了全县中学教师进修培训。暑假培训,每天4节课,在大热天,汗水淋漓,不仅是脑力劳动,又何尝不是体力劳动呢?不仅讲课文,有时还搞教学法指导。比如讲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我一进教室,头一句就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吴伯箫的散文《记一辆纺车》,将会把我们带进1942年延安大生产运动白天开荒种地,夜晚纺纱织线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年代去。”学员们一听来劲了。讲完这一课,我讲了“课前谈话”通俗说就是“开场白”的知识。提出“开场白”要注意三点:一要开门见山,点到主题;二要感情真挚,不要做作;三要短小精悍,三言两语。学员们感到这样讲课,他们收获大。

八十年代,县里干部大都是中专生,他们要考大专文凭,为此我又担任了辅导教师,为他们获得大专入学资格,作了一定的帮助。想不到县委胡副书记和组织部尚部长,要考省委党校进修班,也点名叫我单独上课。

如果说我从教40年,有什么心得的话,那最大的心得就是四个字:善待学生。

这是我从教学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我教了25年书的宜城一中,是一所县城中学。绝大多数是农家子弟,其父母没有或缺乏文化。希望子女进一中学点知识,能让他们今后有生存立足的本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学而优则仕”,只希望子女能吃上商粮就满足了。而宜城一中校园旁边有一座鲤鱼桥水库。俗话说:鲤鱼跳龙门。我就是帮助这些农家子弟跳“龙门”的。我从不隐瞒这一点。我只想和所有老师,团结一心,一起给力,一起发力,助农家子弟一臂之力。这样我在良心上才对得起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举三个例子吧:

1964年寒假过后新学期,我在高三(1)班出了一道作文题:有趣的寒假生活。我特别强调“有趣”二字。一名平时作文出色的杨同学,写了他看农村娶新媳妇的全过程。从迎娶到闹洞房,农村婚嫁风俗和青少年好奇的心理特征(我只能讲“好奇心”,哪里敢像今天提“性心理”。如果这样,在当年就会当流氓教唆犯批斗了)都写得很生动。我不仅写了两页纸的红笔评语,而且在“作文评讲”时朗读原作,大加赞扬。还将该文以《新表嫂》为题,登在语文组名为《丰收》学生作文专刊上,全校学生争相阅读,一睹为快。想不到,我又惹祸了。高三(1)班的班主任是教研组的政治组长。他认为《新表嫂》是我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争夺青少年一代最露骨的表现。于是号召语文组全组对我大加批评,并扬言要找学生的事。我只好在会上作深刻检查,并且把责任和后果全揽下来。我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找学生的事,马上要高考了。还算明智,没有下一步的动作。后来填报高考志愿,杨同学找我想报文科。我极力主张他考理科,他考上了华中农学院兽医系。

陈同学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母亲因车祸去世。父母是宜城一中烧开水的工人。文革前是正式工,文革后变成了临时工,最后下放回家。陈的文科成绩平平。1982年高考未上线,1983年复读,上中专线差一点。我把他的情况跟学校刘校长反映。刘校长到地区争取到了一个上十堰市财校的中专指标。要知道,当年中专毕业也是国家干部,又一个农家孩子找到了出路。

梁惠玲,1979年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她读书很刻苦,在家里干活也很出力,是三姐妹中的老二,乖乖女。喜爱体育,排球打得不错。1979年高考是全省分地区阅卷。大概是7月底的一个下午6点多,我刚从校园旁边的鲤鱼桥水库游泳上岸。文科班班主任兼教地理的王老师找到我:“学生的高考成绩出来了,梁惠玲几门都考得不错。只有地理一科不及格,16分。”他表示怀疑。我说这可能登分弄错了,你赶快去找襄阳地区阅卷点负责人查分。这个负责人是襄阳师专的,姓吴,是我华师大同学。我当即写了一张便条。王老师后来告诉我:“梁惠玲的地理不是16分是61分。”人工登分造成失误,可真要误人一生!1983年,梁惠玲华中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省重点襄阳五中教书。1984年初,我到地区语文学会参加年会。到五中,校长吴鸿基是全省特级教师,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你的学生梁惠玲不错,教书看好。最近地区团委要选她去作副书记,她是党员。”我说:“吴特,放她一马,让她换个天地去发展,不更好吗?”吴校长愉快放人。梁惠玲果然不负众望。从团委地区副书记、书记到副县长、县委书记再到市委组织部长、市长、省妇联主任、鄂州市委书记,一步一个脚印,直到今天任湖北省副省长。我看省里新闻联播,有时有她出镜。我真高兴。

仅举三例,就此打住。不过我要再说几句的是,尽管我喜欢学习好的学生,但我始终面向全体学生,对弱势群体更关照。善待学生,决不只有表扬,没有合理的批评;只有鼓励,没有严格的要求。也许正是我善待学生,一以贯之,自始至终,所以在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野蛮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灵魂虽被触及,但我的皮肉毫发无损。这与我善待学生大有关系。否则到了那种关键时刻,是一定会遭报应的。善哉,阿弥陀佛,我的善待学生。

尽管我在宜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那是时代的产物,而且决不只我一人。但我对学生却情有独钟。2014年是宜城一中1974年高中毕业40周年的大喜日子。他们决定回母校开展喜庆活动。并给我打来了邀请电话,他们希望我3月25日到宜城一中。我当时正从云南西双版纳旅游风尘仆仆归来,老伴说太累了,你不要去了。我说:“非去不可!因为1974年这一届高中毕业生是我‘文革’后教的第一届,我与他们上山下乡、开门办学滚在一起。当年我35岁,他们,18岁左右。而今我75岁了,他们也60岁左右,都退休或将近退休了。此时不去,更待何时!”于是我来到青砖青顶,绿树环抱的宜城一中新校舍,见到了可亲可爱的同学。

我虽然离开宜城快三十年了,但我奉献了二十五年青春年华的宜城,我还会来看望你的。最后以一首《鹧鸪天·老教师自述》的词结束全文:

我乃一中老教郎,教龄三十九年长。

三千弟子已超过,贤者七十二位彰。

诗万首,笑声扬。退休三载不出行。

岭南再续青春愿,课堂一间任我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