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萦绕在古城历史的天空

发布时间:2018-03-22   来源:楚都宜城网     

彭树楷

穿越时空,故地重游,我来到上世纪50年代的楚国古都宜城……

我与宜城结下不解之缘,纯属历史的巧合。那是1958年的夏天,我从华中师大——那时叫华中师院——外文系毕业了。毕业前夕,激情燃烧的两个年轻人——我和一个好朋友,联名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助我俩实现自己迫切的心愿: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大西北工作,在广袤的原野上谱写壮丽的青春之歌!报社很快把信转给了华师党委,并给我们发来热情点赞的回函。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介愚亲自接见我俩,对我们的理想、抱负夸奖一番之后,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学校今年没有到西北的分配指标,就把你们安排到鄂西北吧,到襄阳、到恩施去,那里也很艰苦、很需要你们啊!”

几天之后,我怀着既兴奋又有点紧张的心情,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襄阳地区的宜城县,开始了自己的从教生涯。

一、古朴的小城  淳厚的民风

从襄沙公路来到宜城县城的入口,我站在西街口,热情好客的老乡给我指路。在这全城的制高点放眼东望,这座古朴的小城风貌尽收眼底:以十字街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笔直的街道,向四方辐射;在不宽的街道上人来车往,忙碌热闹,但说不上富丽繁华;街道两边,虽然大都是平房——瓦房,还有不少草房,但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倒也别开生面。这是那个时代中原地域小城市的典型格局。

西街口矗立着一座石碑,上面刻着“自忠县”三个大字,还有百余字的碑文。在石碑前,我同几位宜城老乡(似乎是在歇憩的搬运工)交谈起来,他们告诉我:

“解放前,宜城县曾改名叫自忠县。这座碑,是为纪念张自忠将军立的。当年打日本鬼子,他牺牲在河东板桥……”

“从南街出城,走两里地到腊树园,那里有座宋玉的坟墓。你晓得么?宋玉是我们宜城人,从宜城到钟祥这一带,姓宋的人家可多啦!”这位自称也是姓宋的汉子,讲起宜城的典故,如数家珍,脸上写满了自豪。他还讲,出了城向南走二十多里地,就到郑集,那里有座楚皇城,就是楚国的古都鄢都了。

对这些历史,我略有所知,历来景仰,谁料到竟不期而遇,来到这个历史文化圣地工作,真可谓此生有幸了。

我叩问县文教局在哪里。老乡们告诉我,目前全县总动员大办钢铁,县直各部门的干部都在鲤鱼桥水库西边建土高炉,应该直接到县一中去联系。说着宋老汉热情地帮我拎行李包,在前边引路,一直把我送到西马冈的县一中去。

二、西马冈上  桃李芬芳

创办高中部,这是宜城一中1958年的一项艰巨任务。在大跃进的热火朝天的社会背景下,一中的领导和全体员工都信心满满,志在必得。我一到校就投入到这场“圣战”之中。

要白手起家办起一所合格的高中,无论硬件或者软件,困难都是极多的。首先是人材匮乏,教师奇缺。当时反右运动刚结束,由于“扩大化”的失误,十多位骨干教师被错划成右派(文革后已全部平反纠正),发配去劳改了,硕果仅存的只有一位白明殿。由谁去教高中的课?只好“矮子里面挑将军”,从初中教师中选优了。所幸,金凌云、陆天衷等优秀青年教师,很快便在教学实践中脱颖而出,成为高中部的第一批骨干。

我是分配到宜城的第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当时唯一的俄语教师。除了负担高中部的全部俄语课之外,还要教师范班、师资培训班的课,课表排得满满的,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工作呢。在当时的体制下,多劳却不能多得,每月工资始终是区区的45元。

1959年以后,柳树藩、谢介龙、王光新、吴梅峰、千师法、赵际皋……一批批本科生陆续分到一中来,各学科都有了自己的带头人,形成了各科的骨干教师梯队。宜城一中逐步进入了人才济济的鼎盛时期。

办高中、大发展,使一中面临着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匮乏的巨大困难,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校大搞基建,无钱雇请也请不到工人。于是,以师生为主力军。从伐木放排、建材搬运,到泥工、木匠,除了少数技术活请外面的师傅之外,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师生自己动手完成的。而师生的居住条件却十分艰苦,在建校的两三年时间里,一间12平方米的小平房,要住两个甚至三个教师;学生宿舍不够,就让男生睡在走廊上半露宿。

在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学校组织师生开荒生产,种粮、种菜、养猪、砍柴,千方百计保障师生的基本生活。那时买不到煤,做饭得烧柴草,从30多里外的山沟把柴草运回来是个大难题,遇到雨雪天气,还得靠师生肩挑背驮。有一次雨夹雪的天气,从泉水头农场挑柴回校,我挑着约80斤重的担子,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真比万米长跑时挑战耐力极限还要难受。

经过三年的荜路蓝缕、艰苦创业,宜城一中这个不屈不挠的硬汉子站直了!到了1961年,一中已经达到30个教学班的规模,建成包括高中、初中、师范三个部分的完全中学了。1961年首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考取武大、华工、军大等本科院校的有30多人,包括后来任十堰市委书记的曾宪武、任中国社科院某研究所长的李正乐、任水电部某司司长的朱仁元等杰出人士,就是一中首届高中毕业生。一中同仁,以自己的坚韧和智慧,以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向人民,向历史交上了一份合格的试卷。

西马冈上,昔日,乱坟野草白骨;如今,校舍成行,书声琅琅,桃李芬芳。

三、在灾难中淡定自救,从容应对

宜城,被称为“小胖子”县。它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地处江汉平原的北端,东西两山之间,汉江、蛮河从这里流过,留下了大片“踩得出油”的冲积平原。一条百里长渠贯穿南北,带来了旱涝保收的灌溉之利。长渠,传说最早是伍子胥为战争而开挖的,自忠县时期,为纪念张将军改名“荩忱渠”(张自忠字荩忱),解放后几度修建,成了宜城农业的生命线、丰收线。

在举国上下大跃进形势的催逼下,小胖子也突击完成了“公社化”,迈开跃进的步伐:炼钢铁——在鲤鱼桥水库西岸建起了几十座小土高炉,在东西两山毁林烧炭,供应燃料。办食堂——村村办起“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家家砸锅送去炼铁。放高产“卫星”——粮棉亩产“过长江”之类的大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小胖子似乎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冒进胆量,并不在吹牛浮夸上逞英雄。老百姓谢天谢地啦!

折腾了两三个月之后,炼不出钢铁的小高炉拆了。不到半年,杀光了猪和鸡、吃光了储备粮之后,食堂散了。农村自留地,这条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小胖子一直都舍不得忍痛割爱。中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政策下达,宜城便雷厉风行,贯彻得特别积极。

宜城当然有“宁左勿右”的人物,但也不乏头脑清醒,不随波逐流的干部。当时的县委书记是孙蔚如,一位文质彬彬的东北人。听干部们传过一则孙书记的“笑话”:孙书记突然发现,小胖子宜城的粮食亩产,总是赶不上别人,外省外县亩产突破双千斤、五千斤、一万斤,宜城连千斤都过不了。听说有的干部瞒产瞒报、集体私分,孙书记大发雷霆,下令复打彻查,一斤一两也不能多报,也不能少报。干部们闻风而动,组织劳力,认真复打。可是,藏在稻草里的谷粒毕竟不多,再颗粒归仓,亩产也过不了千斤!孙书记最后批示:如实上报!想着这个“段子”,人们不由得点赞: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孙书记,你牛!听说,庐山会议以后,孙蔚如的“右倾”受到严厉批判,不久便调回东北去了。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聪明理智的宜城人淡定自救,从容应对,确实没有发生逃荒要饭、饿殍遍野的情景。我们一中的师生,每天口粮保持在一斤以上,但由于副食太少、缺乏油水,肚子饿的感觉是有的。书呆子们饥肠辘辘之时,相约上馆子“打牙祭”,虽吃不到鸡鸭鱼肉,但可以吃到炖藕、煮萝卜、蒸红薯之类,五毛钱一碗,吃上两碗肚子就填饱了。

四、最浓的人情味  最美的宜城人

1962年春节刚过,县委书记赵增庆、县长韩佩胜,从北京开过七千人大会匆匆赶回来,邀请各界名流,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书记、县长传达了中央精神,决心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盲目跃进的失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度过灾荒。座谈后,有丰盛的晚餐招待。会后每人发了一个特供本,每月特供少量的黄豆、白糖、中档卷烟等紧俏物资。还供应过一次毛呢面料,可以做一件衣服。享受这种待遇的被称作“高级知识分子”,全县约为五六十位,包括医院的一把刀苗文忠、水利局首席工程师曾宪海、曲剧明星李寿康、王秀芝、王芝兰等各界知名人物。一中有李则古、金凌云、彭树楷、杨休如等四位。从1962年到1964年,这种座谈招待会每年春节都开一次。在灾难深重,全县人民勒紧腰带熬苦日子的时刻,党和政府给知识分子这种礼遇和照顾,是雪中送炭的关爱!是物轻情重的体贴!那点点“特供”,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可它蕴涵着浓浓的人情味,寄托着宜城父老乡亲的关切和期盼,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也是在1962年春天,我同城关小学教师代国英喜结连理。她是宜城城关镇人,哦,我竟成了宜城的女婿、半个儿子了,真是缘份啊!我们的婚礼,在和平年代堪称史上最简约的婚礼了,没有彩礼,没有婚筵,没有婚纱,没有车轿。周末结婚,周一照常去上课,不存在蜜月旅行,没有休过一天婚假。最有意思的是新娘子那件嫁衣裳。在那物质特别匮乏的艰难日子,一无布票二无钱,不能买也买不到做嫁衣的布料。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买了两面未绣字的红锻大锦旗,给新娘子做了一件中式大襟红缎棉袄,成为婚礼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真像那么回事呢!最简约的,却是最令人难忘的婚礼,共患难夫妻恩爱绵长,而今,我们的金婚纪念已经过了,正向着钻石婚牵手走去呢!

在宜城的二十多个春秋,最震撼人心的是抗洪抢险的战斗了。在上游的丹江口水库大坝建成之前,汉江每隔两三年就要涨一次洪水,我参加过三次抗洪抢险,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

1960年那次,战前紧急动员会上,人人争表决心,誓死请战:“人在堤在,堤破人亡!”“誓与汉江大堤共存亡!”大有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氛围。指挥部分配我们单位坚守一段约50公尺的大堤。站在大堤上,只见怒吼咆哮的汉江,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浊浪拍岸,把江堤冲撞得直颤抖,似乎随时都会垮塌。我们的任务是:水涨堤高,同洪峰赛跑,全力加高堤坝;同时在内侧加固堤坝,严防溃堤。靠一副肩膀,挑着百十斤的重担,爬坡登上十几米高的堤坝,是超强度的体力活。连续苦战了一天一夜,水位开始下降了,指挥长下令就地休息,极度疲劳的人们,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考虑到我会游泳,多次派我下水排除堤坝正面的险情。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抢险的最前线,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级指挥长们,同大伙一样浑身泥水、不修边幅。他们用公鸭般的沙哑嗓音吼叫着:“谁敢后退一步,我撤你的职!”“给老子顶住,守不住提头来见!”

离我们不远处就发生过一次管涌。只见指挥长一声吼“共产党员都给我上!”小伙子们争先恐后跳进涌口,用血肉之躯堵住水头,接着紧急打桩,投入大量的沙袋石块,终于化解了一次溃堤之险。在那抢险的关键时刻,险情就是命令,什么个人恩怨得失,全扔到大河去了,大家自然而然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此时此地,我们的宜城干部,都像焦裕禄一样的可亲可敬,我们的人民群众,都像松骨峰、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那样可爱可歌!这是最美最美的宜城人啊!

五、拨乱反正  浴火重生

历史巨轮驶进60年代中页,文革浩劫降临了。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受全国性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气候的影响,宜城岂能独善其身,逍遥劫外!宜城一中,从书记校长到骨干教师三十多位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劳改、批斗。红卫兵大破四旧,砸毁大量文物古建筑,乱揪滥斗所谓牛鬼蛇神,红色恐怖弥漫。造反派武斗、夺权,派性争斗没完没了。局面一度失控,经济停滞不前,宜城百姓难得安居乐业。

在这场劫难中,我这个所谓“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早在1964年底,我就被下放到流水干部农场“劳动改造”,后被派到朝阳寺水库工地打杂。文革中在一中打黑帮、关牛棚,自然少不了我这个“臭老九”。最后,被贬到宜城最偏远的山区讴乐中学。我也随遇而安,做好两个“认真”。一是认真干活。生于书香门第的我,竟学会了从耕田、插秧到割谷、扬场整套农活。“祸兮福所倚”,练就一副结实的身板和顽强的意志,以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对付呢!二是认真读书。从教俄语转型为教语文,非“读书破万卷”不可!

文革一结束,宜城县纠正失误、拨乱反正的速度和力度是惊人的。一时百废俱兴,第一迫切需要的是人材。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县里就把我从讴乐调回县城来。先在县师范当教导主任,做教师培训的工作。我巡回到各乡镇中学做示范教学,足迹遍及全县的乡镇,努力推进语文教学改革。

1981年初,县一级恢复被废弃了十多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襄阳地区以宜城为试点,筹备选举并召开新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我竟当选为这届人大代表,一直履职到1984年换届。还被选为财政预算决算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县政府的预算审查。大学生出身的王家康当选副县长,非党知识分子王光祖当选副县长,小学校长、身残志坚的李维忠当选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啊,臭老九再也不臭了,知识分子再也不入另册、受歧视了!这是政治改革的一缕曙光,向着平等,向着民主迈开了第一步!

1981年秋季,一中与城关中学分校,一中成为单设高中,我调回一中任教导主任。老校长彭荣卿兼任书记,只有教导、总务两处,所有校办、政教处、教研处等部门的工作一概归教导处去办。学校的计划、总结,直到“一周早知道”的短程安排,都由我去操办,高三年级的高考备考由我主抓,还要教一个重点毕业班的语文课,还是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怎一个“忙”字了得。

深入课堂听课,是我这个教导主任的一项重要的经常工作。每天上午,我除了上课就是下去听课,即使不懂专业,也可以在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上同教师商讨的。有一次我去听黄廷堂(以后被评为特级教师)的体育课,黄老师大吃一惊:“我教了几十年体育,还没有哪个领导正经地来听过我的课呢!”认真、扎实地抓好提高教学质量这个根本,下大力气去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持之以恒,升学率还能不上去么?

拨乱反正以来,宜城一中的教学质量、高考升学率稳步提高,在鄂西北同类学校中是出类拔萃的。而今,当在媒体上看到“江总书记视察中国农大,同博导佘蕊萍亲切交谈”时,当看到“副省长梁惠玲来襄阳视察”的报道时,宜城人都会为这些宜城一中当年的优秀毕业生而感到骄傲啊!

宜城一中在改革中奋进,宜城县在改革中奋进,像凤凰浴火重生,展翅飞翔!

1985年,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宜城,在这里我奉献了27载的青春年华,我的青春之歌,萦绕在古城历史的天空……

穿越时空,我回到新世纪的宜城市。面对高楼林立,街道宽敞,汽车多如过江之鲫的新城市,我不由得击节兴叹,赞美不已!惊叹之余,略感遗憾的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古城风貌已荡然无存,我永生怀念的那座街市古朴、民风淳厚、氛围宁馨的楚国大地上的古城,她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