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为宋玉正名的人(下)

发布时间:2017-08-08   来源:楚都宜城网     

(五)率先结交儒商共创双赢,为“宋研”成果转化利用接地气

2005年中秋节,程本兴领导的宜城市宋玉研究会与“稻花香”酒业集团联合,在襄阳真武大酒店举办了“楚瓶贡酒文化研讨会暨宜城市宋玉研究会年会”。来自北京、湖南、湖北和美国的专家学者150多人聚集一堂,就宜城贡酒和宋玉研究进行了热烈讨论。会前,程本兴精心策划并参与主编出版了《论文集》,在会上发送;会后,又编印了专家们对弘扬酒文化的30多条建议。这些使楚都酒业公司非常感动,愿意继续合作下去。

2007年中秋节,程本兴利用在浙江西湖参加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与上市公司益龙集团副老总,就投资开发宜城宋玉故里文化旅游进行了畅谈,为这家公司与宜城市政府搭起了联系的桥梁。

2009年10月底,程本兴由老伴牵着到深圳大学参加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又与中国屈原学会的领导班子成员协商了在襄樊市召开大型宋玉学术研讨会的问题。随后,在襄樊学院院长李儒寿教授和宜城市委书记曾玉平、朱慧的支持下,在隆中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突尼斯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及国内19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教授汇聚一堂,深入研讨了宋玉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形成了许多学术认同。由程本兴担任第一主编的《宋玉及其辞赋研究——2010年襄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后,先在这次研讨会上分发,并在海内外广泛发行。这本论文集,被称为宋玉研究的里程碑,为文学史的改写创造了必要条件。

2012年3月初,程本兴与宜城民营企业家张德武联系,为举办“中国宋玉学术研讨峰会”筹得数万元的赞助,并达成“情愿投资建设宋玉故里文化城”的意向性意见。

(六)率先提出并多方推动文学史改写,为大学学子提供新教材

程本兴不论在他撰写的《宋玉立身本高洁》、《宋玉及其作品的和谐思想》的论文里,还是在《走近宋玉》的书中,都发出“应当改写大学文学史教材”的呼吁,并与中国屈原学会主要负责人方铭教授等建立了热线联系,经常协商恢复宋玉在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等问题。

2011年春节期间,终于促成方铭教授在长春召开了重新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筹备会。经北大、清华、人大、南开、复旦、武大、浙大、山西大、陕西师大、安徽大、湖南大、暨南大、东北师大、中国政法大、中央民族大、吉林师大、北京语言大学等相关教授讨论,研究通过了编写文学史的纲目,决定在先秦文学部分使屈、宋各占一章。

2012年8月,他参与审读评介宋玉这一章的电子文稿,提出了七条补充修改意见,均被采纳。

四、全家合力作奉献

2013年春节,湖北省原政协主席王生铁在致程本兴的信中说:“长期以来,你克服常人没有的种种困难,忠心服务于党的文化事业,成绩可喜,精神可贵,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对于程本兴来说,得到这个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一)他为“宋研”献出了双眼,献出了健康

对程本兴,我们也曾觉得不可思议:“他右眼完全失明,左眼戴3200度的近视眼镜,仅有一点光感,他是怎么走路?怎么打电话?怎么看书?怎么写作的?”

2014年正月十六,待我们住在他家采访时,才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克服常人没有的种种困难”的:

他家的摆设多年不变,他把书桌到房门、房门到客厅固定座位、座位到厕所等的距离都“数字化”,牢记在心;走路时,将双手伸在前面“探路”,一步一步地数着往前挪;上下楼,他穿着方头厚鞋子,先用脚尖“触碰”阶梯,手扶栏杆,数着21级阶梯上下二楼;一旦离开单元门洞往远处走,他就摸门不着了,全靠老伴牵着走。

他在书桌上和客厅固定坐的沙发边,各安了一部号码键凸起的电话,方便自己接、打电话;他把常用电话号码熟记在心,把领导、专家、教授的一百多个号码,用粗大的记号笔,用枣子大的字抄在白纸上,钉了好几本;打电话时,他摘下眼镜,鼻尖紧贴纸面,用左眼一个字一个字地“盯”,“盯”住一个,摸着按一下键;因手机的键较平,他不能用手机打电话,只在接听键上贴上胶布,以便接听。

2003年,他左右眼戴上3000度眼镜,视力只0.1-0.2。看书时,在眼镜前放一只50倍的放大镜。冬天,热气把镜片弄雾了,他干脆摘下眼镜,用鼻尖紧贴书面看,人称这是“闻书”。等《走近宋玉》这本书完稿,他的右眼完全失明,左眼只有一丝光感了。我们将他换下来的、由香港磨制的七八副度数越来越大的眼镜,拿到药铺用天平一称,最重的一副有54克,最轻的也有40克;用米尺一量,有一副眼镜的边缘厚达8毫米,中间镜片薄如蝉翼,从外面看上去,一圈一圈的好像啤酒瓶底。他的眼睛被医生定为“视力壹级残疾”,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给他发了《残疾人证书》。

“你眼睛仅有一丝光感,是如何写字呢?”

他说:“我提笔书写,已经看不清自己所写的字了,只好凭着习惯和感觉,顺着横在纸上的尺条划出书写符号。”

我们请他作了一下示范:他摸出几张16开的白纸,放在桌子上垫的深蓝色硬纸板上,再把深色硬纸壳做的长20厘米、宽1.5厘米的“尺条”横放在白纸上,在眼前形成强烈反差;用双手将“尺条”上边与白纸上沿对齐,用1毫米规格的粗中性笔紧贴“尺条”下沿,“凭着习惯和感觉”写了起来;待写完一行,他以“尺条”下边为轴心,将“尺条”向自己怀里翻转过来,继续沿着尺条下边写第二行字。

他向我们讲述了写作的“诀窍”和“趣事”:我写作时,先把腹稿背得烂熟,写时一气呵成;若中间遇到啥事,挪动了笔和尺条,就无法再写下去,只得请老伴帮忙把已经写的字念一遍,并将笔指在最后一个字后面,才能继续往下写。有一次,我一气呵成写了40多页。拿到文印室打印时,打字员发现最后3页只有一行一行的笔迹,而没有字,便打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原来,中性笔的墨水写完了,我却浑然不知,还在凭着感觉和习惯往下写。最后,只好由老伴牵着我到打字室里,由我说一句,打字员打一句,才完成了那篇长材料。

为了“宋研”,他牺牲了自己的健康,2012年2月冠心病复发,在抢救时安了4个支架,自己花费了4万多元。正像省政协原副主席杨斌庆在信中所说:“您的自觉主动、自强不息、自我牺牲、自主创新精神,正是我们楚人传统精神的发扬光大。”

(二)他的功勋章里有他夫人的一半

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个得力奉献的女人。”的确,程本兴的功勋章里有他老伴汪美勤的一半。

他情不自禁地向我们夸奖起他的老伴:“汪美勤是我的靠山和家长。离了她,我寸步难行。”他风趣地说:“她的‘职务’很多,既是我的眼睛,又是我的拐棍;既是我的生活秘书,又是文字秘书;既是阅读员、资料员,又是通信员、打字员、校对员。前几年,我看不清书写时,她自学电脑打字。她虽是耕读中学毕业,但文革中因只耕不读,连26个英文字母与汉语拼音字母都念不通。她请人将电脑键盘上的英文字母,对应地标出汉语拼音和汉字,再一点一点地用汉语拼音打字。她把专家教授们发来的信件、资料及电子稿等念给我听,承担了大量的收、发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等工作,保证了我与领导同志、专家学者等方面的工作联系。”

这时,他眼睛有些湿润,声音有些哽咽地说:“连续多年,她小心翼翼地扶着我外出搭公交车、乘火车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扶我上讲台发言。她为我操心劳力,使原本作过三次大型手术的身体大量透支,肝病等疾病时常发作。”

近悉,他老伴因拖地摔跤造成小腿骨折,住进医院手术……

(三)他为“宋研”舍弃了与子孙团聚的天伦之乐

2004年,珠海的一所中学开出年薪8-10万元的价码,请他去教语文课。他因为赶写《走近宋玉》,而谢绝了这个盛情之请。十多年来,他搞宋玉研究,在本地不仅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而且连电话费、差旅费、打印费和邮寄费也得自掏腰包,从养老金中垫付出来,有时一月光电话费就花三四百元。直到现在,还有7700多元无处报销。这对于每月只两千多元退休金的他来说,当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2005年春节,63岁的程本兴有了第一个孙子,急需老伴到儿子和儿媳工作的珠海去照料。但他因忙于“宋研”,他老伴自然不能离开。他们虽然为孙子出了保姆费,但直到现在仍有一种愧疚感,觉得亏欠了儿孙的一段亲情。

五、携手共续“扬宋梦”

“本兴,你研究宋玉、为宋玉正名可谓功成名就了。马年,是我们的本命年。你也该享享清福了。”我们试探地跟他聊着以后的打算。

他踌躇满志地说:“新编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出版,还只是宋玉研究、为宋玉正名的第一步。要真正让全国人民和子孙后代都了解宋玉,必须在中、小学教材中增补介绍宋玉及其作品的课文,使宋玉进入课堂;必须积极创作宣传宋玉的文艺作品,使宋玉上舞台、占银幕、进社区,像屈原那样家喻户晓。”

他认为,人文社科基础理论的研究,目的全在于为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要推动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文化产业。具体到宜城来讲,要适时地修复宋玉故里,形成宋玉文化旅游园区,为地方民众谋福利。他强调说:“我们还要发动中青年人一起研究宋玉,一代接一代地弘扬宋玉文化,把‘扬宋梦’融入到‘湖北梦’、‘中国梦’之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